这样理解，长城口之战就清晰起来。
当然，主帅王显功不可没。
宋时将士在外，命令规定一般比较具体，甚至如何布防、列阵，都要按朝廷指示处理。这种做法固然死板，固然会失去歼敌机会，但可以防范边将做大，防范边将转为藩镇之害的可能性，终大宋三百年，效果不错。大宋始终没有出现藩镇割据的成功者，与朝廷这类控御边将得法有直接关系。
“藩镇割据”
了解五代史，了解大汉、盛唐甚至春秋战国以来，类型相近的“藩镇割据”，它所带给民生的无边无量之劫难，再来看大宋对待武将之姿态，至少可以完成五个判断：一、武将们“兵强马壮”即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行“藩镇割据”之实，是史上规律性出现的军政现象。
殷商末年的岐山周人、周朝初期的封邑郑国、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晋、秦代胡亥时的六国贵族、大汉初年的吴王刘濞、东汉末年的节度使世袭、晋朝的八王之乱、隋朝的边将拥兵自重、大唐盛世的安禄山史思明、唐末演绎而来的五代十国，都是在做“藩镇割据”的大梦。大宋时，太祖时代有泽潞李筠、淮南李重进。太宗时代除了被平定的北汉王国外，还有纳土归宋的吴越王国和清源军，也是事实上的“割据”着的“藩镇”；更有川蜀王小波、李顺之乱，还有佞人李飞雄之乱等等。到了真宗时代，刘旴、王均还在做梦。
野心家那里有一个小九九：造反，“成本”固然太高，但一旦成功，那“利润”也是天下第一丰厚；所以，出自五代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之口的那句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堪称一语道出了野心勃勃的武将们的黑暗心思。当然不是所有的武将有了权力都会造反；但造反的都是有了权力的武将却是事实。
二、“藩镇割据”直接造成“民生”苦难。藩帅们要的是富贵，与“天下为公”无关。因此，“无法无天”成为最为真实的藩镇地区写照。“无法”即无规则；“无天”即无敬畏。如此，官即匪，于是有财产掠夺、生命戕害。藩帅们的作威作福给地方士庶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
三、“偃武修文”，控御武将，尤其不使边将“专权”，作为防患于未然的军政第一大战略，大宋比任何历史上的王朝都做得更成功，甚至比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还要成功。大宋作为负责任的军政政府，有责任剪灭历史上的“藩镇割据”之可能性（不仅剪灭“藩镇割据”，更曲突徙薪，剪灭“藩镇割据之可能性”）。大宋做到了。
四、警惕“藩镇割据”，消除其可能性，不仅结束了五代乱世，也结束了历代乱世，并使大宋政权得以存在三百年之久，更使这一时期的“民生”获得极大改善。大宋之所以繁荣昌盛、士庶幸福，遏制“藩镇割据”成功，是第一保障性条件。而“民生”，按照孙文先生的说法，是“一切政治的中心”。
五、大宋将消除“藩镇割据可能性”视为第一大战略，束缚了军事指挥官的机动能力之自主呈现，导致军事天才的被埋没。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失误是：地方武装力量从结构上被削弱。这就引起了两个无法弥补的决定性后果：北宋末年，地方没有可以“勤王”的武装力量来拯救大宋；南宋末年，地方也没有可以“勤王”的武装力量来拯救大宋。大宋遇到了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缘劣势，北境的异族太过凶悍了。
“聪明”点的大宋将军往往明白朝廷和皇上的良苦用心，一般都能遵守规定任务，知道奉命比战功更有意味。如大将曹彬，在雍熙北伐中，之所以失败，就与恪守太宗规定任务有关。但优秀的大宋将军更能在规定任务之外，战机忽然出现时，置“规定”于度外，承担可能的失败之责，勇毅对敌。如大将崔翰、李继隆、赵延进等，在满城之战中，就敢于违抗太宗“万全平戎阵图”，重新布阵，获得击败契丹的大捷。
大宋君主心明此理，所以对武将因为奉命而失败，不予惩戒，或薄薄惩戒，或先惩戒后奖赏。同理，对武将“偶尔”的抗命，一般也都比较优容，不会过分惩戒，有时甚至还给予表彰。太宗时的崔翰就得到了表彰。
长城口之战，真宗曾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诏令，并曾向部队出示“阵图”，要求总司令王显在边境部署扼守力量，不能放契丹进入北平寨以南，并在战时按“阵图”作战。但王显随机应变，甚至放契丹南下几百里，直到威虏军，也没有向诸将展示“阵图”。事后取胜，真宗赏赐时，王显还心怀忧悸，担心受处分，于是主动承认“违诏”。但真宗安慰了他。
筑京观
长城口之战结束后，王显做了一件大事。
他在边境线上，选择一条道路，将两万多具契丹精甲骑兵的尸体收拢起来，堆积在道路两旁，而后盖上泥土，层层夯实。由于需要夯实，所以堆积起来的这一景观顶部呈现为平整状。这样，远远看去，就像两个高大的门阙（而不是一般史料中讲述的呈金字塔状）。此即史不绝书的所谓“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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