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这类革故鼎新的大事件，就是因为“时”之所至。
综合而言，儒学将这种“礼运”也即“战略机运”的次第顺序表述如下：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
——《礼记·礼器》
大宋此时讨伐契丹，名正言顺，符合“称”道；收复失地，符合“宜”道；保存文明，符合“体”道；顺应人心，符合“顺”道；唯一不符合的是：机运未临，不符合“时”道。
“时”道与“天命”有关。“天命”未到革故鼎新之际，怀抱希望，韬晦等待，是圣贤姿态。
周武王征伐殷商，曾在黄河边孟津这个地方，会集了天下同盟军八百诸侯。盟邦所有的首领都认为“纣可伐矣”，但周武王感觉到“天命”还没有来临，也即机运之“时”未到，于是改变了征伐规划，“还师”，回到封地。两年之后，再次兴兵，一举克灭殷商（此类故实有传说成分，不论）。
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公元1937年，国府如果不是迫于国内或邪或正之种种激情压力，对日战争再晚几年，譬如，晚两年，到1939年9月，德军袭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时，中国再对日宣战；甚至可以更晚，到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中国再开始对日宣战；如此，更加成熟的中国军队在兵精粮足的准备下，乘时而动，也许将会有更大战果；吾土吾民也许不必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中国也许有望在战后“雅尔塔体系”格局中，获得更重要的政治利益。
懂得何时动，何时不动，是一种极高智慧。乘时，是顶级政治谋略。它需要理性清明的“政治成熟”。这种理性，潜隐之际，在坊间、在庸常之辈看来，往往被认为是“怯懦”或“软弱”。
天机秘运，阴阳潜施，非寻常头脑可以感觉，更不是血脉偾张激情四射一味豪迈的人士可以感觉。理解机运，也即“时”之所至，需要天才洞察力。人类，智力方向的差异是经验事实，普通人达不到的洞察力大智慧，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令人眩晕的深渊。不承认这种差异，论“复仇”、论“机运”、论“战略”，甚至论“正义”、论“责任”、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瞬间即可呈现“平庸的深刻”，此情此景，茶余饭后之坊间常见，传媒评论之专栏常见。快意中慷慨陈词莫甚于此，泛起的群情激奋往往如此，但它却不是洞察力大智慧所在。近代以来，被“民意”裹挟的政治败笔并不少见。
所以《尚书·大禹谟》一面承认民意不可违，一面又坚持天道不可违，统合这两个富有张力的思想，就是这两句著名的古训：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不可违背天道以求民意的赞誉，不可违背民意以满足一己之私欲。
第二句话，人多耳熟能详，第一句话，则知而行之者寥寥。
“天道”与“民意”可以是一致的，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这种一致性的表述；但有些时刻，可能是不一致的。当此之际，圣贤人物就要有所担当，宁肯担负起可能的骂名，也要求得政治的平衡。“天津教案”中，“民意”认为教堂“祸害”婴儿，所以该杀传教士，但曾国藩明知“民意”如斯，也要将杀害传教士的“壮士”正法，就是“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显然，当其时，“民意”是靠不住的；而曾国藩的处理，虽然违背“民意”，但却是符合“天道”的。这类“顺时”而不“顺民”的道义担当，非有洞察力大智慧不可得。
但这种担当也证明，“顺时”如果与泛起的“民意”对峙，往往极为艰难，甚至在多年之后，还会因此而承担骂名、恶名。
在很多时刻，洞察力和大智慧，与知识结构和经验阅历有关。这方面，即使智者和英雄，洞察力大智慧也不能永远降临。
世界史上最出色的智者和英雄之一，拿破仑·波拿巴，他可以有辉煌的奥斯特里茨、耶拿-奥尔施泰特，但也有人所熟知的滑铁卢。
滑铁卢一役，表象观察，他没有洞察到淫雨天气下的泥泞对炮阵不利（这是洞察力大智慧的不足）。事实上，淫雨天气不过是拿破仑败役很外在的原因。那个时期，大英帝国正在崛起中，尤其是金融帝国的确立，让大不列颠的综合国力有了非同寻常的机运。这不是拿破仑能够控御的格局。所以，滑铁卢一役是拿破仑失去洞察力，非“时”而动的一场命运沦陷。
太宗赵炅，两次北伐，特别是第二次北伐，雍熙北伐，准备充分，力量达到太祖以来最强，收复失地的旗号，名正言顺，捍卫中原文明的理念，顺应人心；但契丹此际正在国运上升，萧太后主导下的草原帝国正在一点一滴地接纳中原衣冠文化，政治管理流畅运转；而周世宗从“燕云十六州”中夺回瀛州、莫州之后，契丹上下更有了“悲情”，也在励志“恢复旧疆”，所以契丹的战争动员系统极为有效。所以，太宗北伐，也是非“时”而动的一次悲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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