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的规则
咸平五年（1002）的正月，真宗一边听取辅臣“御戎”的意见，还一边宴请当朝儒臣、淮南两浙巡抚使、国子祭酒、翰林侍讲学士邢昺。
邢昺乃是中国经学史、儒学史上的一流学者。三国魏国的何晏曾著有《论语注》，邢昺在此基础上再为之作《疏》，故史称《论语注疏》。邢昺还另外著有《尔雅注疏》《孝经正义》，都是儒学史上经学之重要专著，三书都流传至今，并收入儒学最主要的合刊《十三经注疏》。
这一次宴请是因为邢昺“侍讲”《左氏春秋》完毕，真宗听后很受用，于是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宴会，将皇室的宗亲、翰林侍讲学士、王府的官员、辅臣等，都召集到崇政殿，当面赏赐给邢昺器币、衣服、金带，并加官工部侍郎。还对辅臣们说：“从此以后，可以要南北宅将军而下，各选纯儒，授以儒学经义，这样希望能让他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之道’也。”
“三纲五常”，是近代激进思潮以来备受知识界诟病的儒学理念，为时下知识界误解最深。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在这个系列中，“五常”已经作为正价值，渐渐被时下所慢慢接受——“仁、义、礼、智、信”的反面，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它的反道德性质，故理解“五常”不难。“三纲”，假如愿意回到人类责任伦理，分层考察社会分工，就会发现，“三纲”道出的乃是人类分工之经验事实。所谓“纲”，最初的语源学意思就是一片网具之“网目”相对的“纲绳”。提起一片网时，如果一个个网目去提，网会乱；所以提网要提纲绳。故古人有言：“一引其纲，万目皆张。”所谓“三纲”说，是引用这个语源学意思，将“纲”讲述为事物之关键，事理之要领。也即在一组关系中，应有主要责任方。
生存，总有困境，总有“严重时刻”。“三纲”就是讲述人类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的责任伦理和责任原理。
一国之间，国君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国家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国君放弃责任，听凭臣下承担责任。
一室之家，父亲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家室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父亲放弃责任，听凭儿女承担责任。
夫妻之间，丈夫必须负起主要责任，此之谓“纲”；不可能想象，夫妻在困境中，在面临“严重时刻”之际，丈夫放弃责任，听凭妻子承担责任。
所以，“纲”是一组关系中，责任方明确责任的意思。
而责任方之所以必须承担责任，乃是一组关系中共同利益的自然法契约。违背这个契约，就是“搅局”。因此，“三纲”事实上是一种规则，一种进入人类族群应对困境、应对“严重时刻”的严肃的“游戏规则”。
按照荷兰文化史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意见，各种文化都可以呈现为“游戏”，而文明则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兴起而展开的。文化需要经验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均衡”，失衡，就会导致社会危机。这样，就需要“游戏规则”。而规则的衰退或破毁，则危及社会的存亡。
假如“三纲”中的主要责任方不再承担责任，即意味着规则的衰退或破毁。但幸运的是，即使在百年激进思潮不断诋毁“三纲”的运行中，“三纲”还是静静地伫立，如砥石般不动，任凭流水冲过。美国总统、中国领袖，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臣僚、中国高官负有主要责任；美国父亲、中国父亲，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儿女、中国儿女负有主要责任；美国丈夫、中国丈夫，在困境中，在“严重时刻”，还是要比美国妻子、中国妻子负有主要责任。而那些不愿意承当责任的总统、父亲、丈夫，则进入了“败德者”行列，俗称“人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纲”所揭示的乃是人类最正常的经验形态，万古不易。
但为何如此显而易见的经验形态，却遭遇百年激进思潮贬抑呢？这是试图全面否定“封建社会”（事实上，连这个“封建社会”描述也不准确：秦以后，是郡县制，而非封建制）而推演的一场思想混乱。
谢德权改造京城
暂且打住这个话题，且说大宋真宗皇帝。
真宗在契丹、西夏两面侵扰中，似有足够自信，认为不必依靠民间力量，不必动员全民尚勇，不必鼓励官员讲武，就依靠国家税收武装起来的边境屯戍部队和中央禁军，足可以抵御外族侵扰。终大宋南北两朝，除了必要的“武举”考试，一般不从制度上鼓励“武风”——当然，也不取缔“武风”。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民间好武，朝廷不干涉，但无论武功怎样高强，朝廷也不表彰。不但不鼓励武风，还奖励隐士，更倡导修习儒家经学，明了“三纲五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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