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负担这些“国税”的地方官民士庶，可能遇到了缴税困难，故多年抗税不缴。此事如果遇到无道邦国，那是无论如何也必须要缴纳的，不论你是否缴纳得出缴纳不出，拆房卖地砸锅卖铁还是其次，酷毒用刑百般凌虐都是常事。在无道邦国，督债官吏的狠毒往往令债务人生不如死。
不仅如此，无道邦国还有“加赋”的恶习。所谓“加赋”，往往都打着国家的旗号，强行搜刮民间，钱粮入官，用以支撑皇室开支、朝廷开支、官员开支，以及战争开支、大典开支。后晋的“括率”、马楚的“加税”、西蜀的“追督”，都是五代乱世以来的催债兼加赋的案例，那种血腥，是大宋无论如何做不来的。
胜出无道邦国的政策，不仅是大宋不加赋，甚至在正常税收之际，遇到实在缴税困难的地方州郡，无论官民士庶，朝廷还网开一面，往往予以蠲免，即使面临着契丹、西夏两面的战争威胁，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大宋瞩目于民生的政策也丝毫不动摇。大宋从不悬扬崇高，尤其不以悬扬崇高为旗帜、为借口而动用民间私财。大宋一直在做应该做的事，从不自我旌表。
这是大宋文明的展开中，至为动人的一面。
但大宋也有制度制定，“仁政”过头，最后不得不修正的地方。
就在这年五月，西夏闹得厉害，边兵不足，辅臣要求从河北召集“强壮”也即“乡兵”充任禁军职能，开赴前线。但真宗回答说：“初置强壮，尝谕以永不充军。”
当初在地方招募乡兵，曾告诉他们：永远不以乡兵充军前线打仗。
所谓“强壮”，就是地方兵。由地方招募，地方管理，守卫地方。一般情况下，敌人来了，“强壮”们就被召集起来入城守卫；敌人走了，就退出城中，回家务农。
但真宗这一条“谕旨”就“仁政”“仁”得过了头。国家野战军（禁军）总要捍卫国防，四境有事，必要打仗；打仗，就有兵员损失；有损失，就要补充。这是“国家性质”决定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当然，国家应有预备军队，但紧急情况下，临时征兵，是任何合法政府都不可免的意外法案。从“强壮”中征调正式国家野战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真宗有“克念作圣”之心，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当初许愿过头，显然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当朝大臣吕蒙正反驳真宗道：“阙（缺）兵非取于民，不可得也！”
如果缺少兵员，不到民间去征用，那是不可能得到的！
吕蒙正捍卫了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并令真宗付出“食言”的代价，让他改变了当初的“谕旨”。
最后的结果是：折中一下，没有改变当初对河北乡兵的许愿，改用了河南乡兵，补充西北兵员。
即使如此，还是遭遇朝中其他大臣的抨击。一位叫田锡的朝臣就对皇上上言说：“点集乡兵，人情不安，实伤和气！”这话说的，对致力于“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真宗来说，实在是伤害太大了。但真宗无奈，他知道吕蒙正是正确的。田锡是一个敢言的朝官，史上也确有不俗的见解贡献，但在这个问题上，与大宋三百年各种“主和派”的官员犯有同一个毛病：胶柱鼓瑟。接受一个正确的理念，时时宣称，不论宣称的时机妥当与否、合适与否。所以，儒学有一个极为精湛的方法论演绎：权变。
《论语》记载孔子语录：“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同学，未可以到达“道”的境界；可以到达“道”的境界，未可以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依礼而行，未可以与他一道通权达变。
这是孔子儒学，也是传统文化中特别出色的一种思想。“权”就是秤砣，是可以用来衡量轻重的砝码。所谓“权变”也即应时而变，特殊镜况中，不固守一义之隅。所以后人称颂“政治成熟”的圣人有言：“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现代管理学将此展开为“权变理论”，影响世界深巨；但这个源头却来自孔夫子。中国圣贤，其义理，往往有莫测之高深。不能“通权达变”，就是“胶柱鼓瑟”。史上的“腐儒”就是这样炼成的。
两宋，乃至传统中国，当朝辅相，往往“一言兴邦”，他们往往只有一句话，却改变了国运的走向。这样的辅相，被称为“大臣”“社稷臣”。吕蒙正，就是这样的“大臣”“社稷臣”。而田锡，虽然史上贡献不俗，也常有真知灼见，但在这一个回合中，他所“附呈”也即连带着呈献的，则是一个寻常可见的“腐儒”姿态：高贵，但是颟顸。
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
现在是咸平五年（1002）夏末。
契丹始终保持边境压力。而西北李继迁攻陷灵州后，又派出两万骑进围麟州（今陕北神木县）。大宋不得不派出附近州郡屯戍部队增援。与此同时，为了防备契丹南下，又提前安排大将王超为河北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继忠为副都部署，韩守英为钤辖。但还有个高阳关，缺少一个都部署。朝廷选将，以知枢密院事周莹充任永清军（今属河北邢台）节度使，并兼任高阳关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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