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宋倾尽朝廷全力，由于道义方向的原因，不愿意穷兵黩武，不愿意做民间大众动员，不愿意“加赋”；也由于政策上的原因，不愿意崇尚武功，不愿意要边帅做大成为石敬瑭第二，不愿意天下再出现汉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噩梦；在面临凶悍的草原帝国时，除了强化防御、除了御驾亲征，似乎也没有更出色的“良策”。可以讲，终大宋三百年，没有“良策”。
这一次，真宗面对《河北东路图》，对辅臣们指点山川要害处说道：“契丹侵入，一直到滨州、棣州（皆位于今山东北部，宋时属于河北东路），让此地人农业损失很大。今冬如果他们再来，朕一定要北上邢州（今属河北邢台市）、洺州（今属河北永年县），再往北，一直驱逐他们出境，以此来安定生民，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吕蒙正等辅臣一致要求真宗不要御驾亲征，只需要精选将帅，要求他们完成战争成效，皇上车驾则不必北上。
真宗对辅臣们说：
“若此，卿等宜各画必然之策以闻。”
如果是这样，爱卿等人每人都规划一个万全必胜的意见给我看。
真宗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等一的头脑。在整个大宋历史上，真宗也是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想不出“必然之策”来，辅臣们也如此。
事实上，在此之前，真宗已经多次向朝臣们问询御敌“良策”，甚至还专门与吕蒙正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期待着这位当朝第一辅臣能有超一流头脑，琢磨一个“良策”出来。
史上记录了咸平五年（1002）开春，真宗在便殿与吕蒙正的一番话：“每岁防秋，全师聚于定州，此国家旧制也。若散屯士马，分路进讨，又恐兵力不一，难遏贼锋。去岁会兵列阵，逼近边陲，议者又称飞挽刍粟不易偕行。朕每遇将臣，未尝不与细论利害，然多是众所共知及已行之事，未有能出奇策者。国家甲兵之数，卿等具知。今已复春时，汲汲经营，至将来犹虑不及。中书、枢密院可各述所见，且今岁防边宜如何制置，条例以闻。”
每年到了防卫契丹最重要的秋季，全国精兵都集中在河北定州一线，这是国家多年来的惯例。如果不这样，将屯戍部队散置，分路进讨，又担心兵力不集中，难以遏制契丹兵锋。去年长城口大会战，我们就将战线推进到边境，没有放契丹进来，但朝臣们又议论向边境输送粮草很难，不容易与大军同时展开。所以朕多次与朝臣们讨论此事的细节利害关系。但朕听到的，都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或者是已经行之的意见，没有什么人能拿出奇谋良策来。国家有多少兵马，这些数据你都知道，现在又到了春天，即使现在就细细谋划，到了秋季，还恐怕来不及。你带着中书省文官和枢密院的武官，一起来讨论这事，看看今年的边防大事如何设计。可以将讨论后的结果制成文书一条条地向我汇报。
吕蒙正能够想到的是：第一，反正不能御驾亲征，当初隋炀帝、唐太宗都曾御驾亲征，都失败了。所以，真宗不能亲自出马，再蹈覆辙。第二，河北东路乃是战略要地，战时转运辎重很仓促，因此，应该预为筹谋，在边境地区屯戍足够支持一场大战的粮草。
其他辅臣包括钱若水、田锡等当朝一流头脑，能够想到的也只是：一、修德，做好大宋内功；二、积蓄粮草，训练士卒；三、选将，任命合适的统帅，信任他，给他足够自主权力。
辅臣们认为“时”未到，所以大多不主张与契丹全面决战。这个心理背景是符合圣贤理念，也是富有现实精神的。这个“时”未到，不仅是说帝国力量未到，契丹衰落未到，也隐含着帝国还没有出现一个秦皇汉武那样的铁血领袖。
战争，是国力之拼，也是领袖格局、气质之拼。大宋帝国经济发达之际，如果遇到嬴政、刘彻那样的领袖，对付契丹，大约会选择全民总动员，拼尽国家底气的激情国策与战略。秦代男子十七岁后，即开始服兵役，每人都有一年以上的役期，做“更卒”或“正卒”，随时准备劳役、屯驻、戍守、打仗。退役后即为“预备役”士兵，遇到战争，还可以临时征调。各种罪人也往往列入战斗序列。汉代承袭秦制，都是全民皆兵制度，不过从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但汉代兵种大略可分为禁军、戍卒、地方兵，地方兵主要做劳役，从二十岁开始。汉代还有花钱请人代服兵役的习惯法。很多人家不愿意服兵役，就投靠富有人家，要富户出钱另雇他人。这些投靠者，就成为所谓“奴隶”，其实是自愿卖身的穷人。
秦皇汉武要开疆拓土，不惜最大国民牺牲。这种事历来有两种评价：一种是承认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认为国家要强大，必须有牺牲；一种是以民生为核心，以仁政为诉求，宁肯屈己，也要仁民。大宋帝国君臣选择的是后者，故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的开疆拓土，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他们做不到。
所以，帝国之“时”未到，也意味着帝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而开疆拓土之国策，制定之“时”未到。在这样的政治政策政治生态条件下，要大宋帝国君臣们想出“奇谋良策”，是不现实的。
“战殁将军”王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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