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帝国君臣费尽心思谋划“奇谋良策”时，契丹进入了河北边境，“望都之战”开始了。
咸平六年（1003）四月，西夏李继迁正在袭扰大宋陕北的时候，契丹南府宰相耶律诺衮、南京（也即幽州，今属北京）统军使萧挞凛，率草原铁骑数万人，来攻河北定州。定州是大宋部署在河北的行营指挥部所在地。都部署王超，闻讯当即起兵，先派出精锐步兵一千五百人，北上百余里，到望都狙击来犯之敌。
望都，在北平寨与定州之间。
这一千五百宋师，当头遇到的是契丹的先锋骑兵，一战，契丹败绩。史称“杀戮甚众”，契丹被斩杀很多。
而契丹另一支骑兵到达定州附近要塞康邨，在这里遇到了大宋领云州观察使、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
耶律诺衮与王继忠的遭遇战，从日落时开始，一直战斗到二更天，史称“敌势小却”，契丹的兵势有了小小的退却。天黑不战，似乎是古时阵地战不成文惯例，双方收兵，扎寨。到了天亮，继续战斗，但这时契丹的后续部队已经陆续到达。耶律诺衮发现这支宋师很有战斗力，就集中兵力专门攻击王继忠大阵的东偏方向，并派出精锐骑兵从阵后包抄，焚烧宋师粮草，一时间由南往北临时开通的运输线，被契丹卡断。这样，王继忠部当晚就将没有饭吃。形势危急，王继忠率领麾下对契丹实行反包抄，跃马驰赴粮道，接应转运部队。
但王继忠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一身统帅将军戎服，靓丽得很。契丹辨认出来这人是个军中大员，于是将这支驰援部队隔断，调动各处草原兵，包围了数十重。草原兵一层层压过来，王继忠部与敌人作“殊死战”，杀掉一层，又围一层，层层都是草原生力军。而附近的王超、桑赞部队，都没有在大阵之南做策应。更危险的是，与王部协同作战的镇州副部署李福、拱圣都指挥使王升，远远地发现形势不利，竟然率众撤出战场。他们放弃了救援副总司令王继忠的战场职责。王部成为孤军，渐渐不支，于是回战，试图与原来部队会合。但契丹铁骑裹挟着这支人数不多的宋师精锐，往东、再往北，绕开了王继忠留在康邨的主力。王继忠在败退中，且战且行，试图跳出包围圈，但“数十重”草原骑兵，似乎志在必得，王继忠跳不出。于是东北败退百余里，直到一个叫白城的地方，筋疲力尽，士马皆困，被契丹击败、擒获。
随后，契丹退出宋境。
王超等闻讯，带领战场上的士兵回到定州，并派出使者向真宗汇报战况，王超以为王继忠已经战死。
真宗听到前线副总司令战败且战死的消息，受到震动。下诏赠王继忠大同军节度，并加侍中，送给家属钱财公费办理丧事，还封赏了他的四个儿子袭父荫为官。王继忠得到了“战殁将军”的待遇。
一直到第二年，真宗和朝廷才知道王继忠没有死，他不但没有死，还在草原见了契丹的萧太后，萧太后爱他的才干，授给了他户部使的大官；不但做了契丹的大官，还接受了契丹的封赏，做了“楚王”；不但做了“楚王”，还接受了契丹女人做妻室，成了人家的异国女婿；不但做了异国女婿，还“激昂”宣称，愿意为草原“尽力”；不但宣称“尽力”，还改了契丹族的名字，叫什么耶律显忠（后来又改为耶律宗信）。
王继忠与四年前“关南之战”的康保裔，几乎是同一个故实，都是“先死后生”——朝廷得到的消息是“战死”，后来知道是“投降”。
康保裔在战前慷慨激昂，激励将士“不惜死”，但战败后被俘，也得到了契丹的封赏，据《辽史》记载：“……以所俘宋将康昭裔为昭顺军节度使。”已经有人说明：康昭裔，就是康保裔。昭顺军，今属安徽合肥，当时由契丹封康保裔为这个地方的节度使，乃是“遥领”，也即荣誉头衔，并非实职。事实上，王继忠在大宋为“云州观察使”，这个“云州”，在当时也属于契丹领地，因此，王继忠也是“遥领”，而非实授。
当时康保裔“失踪”后，生死不明。真宗为了论功行赏，需要了解实情，就责成远在太原的“走马承受”，也即朝廷安排在地方的公开的耳目夏守赟，秘密调查康保裔下落。
夏守赟调查后，坚持认为康保裔“定死”，一定会不屈而死。
真宗接受了这个调查意见。
康保裔父祖都是烈士。真宗认为康氏一门忠烈，于是厚待了他的家人，给了康保裔赠官的荣誉；让他的儿子康继英袭父荫为官；褒奖了他的母亲。但康继英得到这些荣誉后，哭着说：“臣的父亲不能在战场上决胜而死，朝廷如能免除我们家人的罪过，我们已经非常庆幸，哪里还敢蒙受这样非常的恩典！”
其他将士也有不同的恩赏。到了赏赐高阳关副都部署李重贵时，这位将军叹息道：“大将陷殁而吾辈计功，何面目也！”大将康保裔等人陷没敌阵，而对我辈赏功，我们有何面目来接受这份荣誉呢！
大宋士人，经由几十年道义熏陶，渐渐有了耻感。可以感觉得到，真宗一朝的文臣武将士大夫，与五代十国时的乱世那种道义沦丧的风景比较，有了全新的面目。耻感，是道德展开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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