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沆举荐人才不少，如杨亿，就是他推荐后，做出一番事业的名臣。但他也抑制了很多人。梅询等人之外，还有石保吉。
石保吉乃是太祖时代的一等功臣石守信之子，当时乃是驸马都尉。此人品行不佳，又到真宗那里求官，想做一名“使相”。
使相是虚衔，但却是地位极高的虚衔，一般赠给地位很高又有功德的亲王、留守、节度使，具体职衔则有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这类使相不行使宰相权力，但却与宰相并称。
赠“使相”是干部任免之大事。真宗就问李沆。李沆说：“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议。”赠官这种奖赏的典仪，应该有来源。石保吉来自皇亲国戚，但没有战功勋劳，如果让他来做使相，恐怕舆论不服气。
真宗过些日子又来问，问了多次。李沆还是坚持这个意见：不能让石保吉做“使相”。结果石保吉就没有做成“使相”。
李沆甚至还抑制真宗最爱的情人，甚至为此敢烧毁皇上手诏，以此反对手诏中的旨意。
《宋史》记录，宋真宗想封自己心爱的女人刘氏为贵妃，就在一个晚上，写了份手诏，派使者传给李沆，试图获得当朝宰辅的支持。但刘氏当时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皇室“内部”之事，吃喝日用算了，立皇妃，相当于选干部，属于“组织工作”，大臣有权干预。李沆就认为刘氏做贵妃不合适（至于到底合适不合适，是另外一个问题，容当后表）。于是，看过真宗手诏之后，当着来使的面，用蜡烛点燃，烧了，史称“引烛焚诏”。而后，对来使说：“你回去就对皇上说：‘臣沆以为不可。’”这个册封刘氏为贵妃的事，就这样按下了。
李沆被后世称为“圣相”，道理在此。
宰相无密奏
由于李沆做的事情主要是消弭祸患之可能性，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因此，他的“功业”也几乎不被人知，甚至不被人理解。考历史经验，可以知道：富有远见也即政治洞察力的人物，往往欣赏“曲突徙薪”式的防火者；相反，缺乏远见的人物，则更愿意欣赏“焦头烂额”式的救火者。圣人，就是把可能的灾害指给你看的人物。
李沆与宋太祖、太宗、真宗有相似的理念，就是“偃武修文”，致力于国家太平。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次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但近臣们不知道如何答对。李沆在太宗时代知道了这件事，懂得了太祖的孤独。太祖从五代乱世而来，“兵强马壮者”都想割据一地，无人理会“天下大治”。但李沆理会。他对人说：“过去汉光武帝中兴大汉王朝，开始时不对功臣们讨论国家管理问题；等到天下已定，就多次带领公卿郎将讨论圣贤经义，往往到夜半。这是因为从创业到大治，自有一个逻辑程序。现在太祖让武臣读书，可以说是有意于大治了！近臣们不懂太祖，不能答对，实在是不及格啊！”
李沆与大宋君王一样，一生致力于天下大治。
但他的方略与顾雍相似，不是“兴利除弊”，而是“清静无为”。
他曾经有言：“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我在宰辅这个位置上，没有做什么大事，唯有朝廷内外所陈说上奏的兴利除弊之事，一切都按下不动。自以为可以以此报效国家。
这样做的理由是：“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曰‘庸人扰之’是已。人苟一时之进，岂念厉民耶？”朝廷防微杜渐，各类制度大大小小都已经具备，用不着再做制度性更动。有人提议更动，如果我向众人宣示他们的更动意见，并实行他们说的一件事，那大宋的制度根本就会受到很多伤害。正像大唐名相陆象先说过的那样：“天下本自无事，只是庸人扰之，这才开始变得是非繁杂起来。只要从根源根本上静止不动，天下就会靖简得多了！”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们只图自家一时之利，要立功要升官，哪里会顾及事体纷杂之后对人民的虐害呢！
李沆念念之中，存有天下黎民百姓，他之所以“一切报罢”，目的也是避免“厉民”，即避免因此而虐害黎民。所以他在反复阅读《论语》，有人问他为何总在读这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老书时，他回答说：“我李沆身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话，尚未能践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
李沆反对更动，尤其反对制度性更动。国家有问题，一个个解决问题就是，用不着动辄“十条意见”“八条意见”的，试图一揽子解决天下问题。
有谁能懂李沆这种“一切报罢”“无为而治”的大智慧吗？
刘安世懂。
刘安世乃是司马光的崇拜者，一生行事效法司马光。他后来成就卓著，是北宋时四位最负盛名的大臣之一。他的门生马永卿记录他的话成书，名《元城语录》。书中介绍刘安世与他议论“本朝名相”，刘安世说：“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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