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澶渊之盟”以后，天下太平，于是真宗就开始在权臣丁谓、王钦若的怂恿下，搞起了泰山封禅、汾阴祭祀、营建道观等事，国家耗费，几乎不亚于对外战争。直到这个时候，王旦才想起已故宰辅李沆的告诫，不禁叹息道：“李文靖真是个‘圣人’啊！”
“文靖”，是李沆死后的谥号。谥号，是传统中国对人物死后所能够做出的最简洁评价。有一字谥、二字谥、多字谥不同。一般选用两个汉字对死者做出褒贬，堪称对人物一生的盖棺论定。“文靖”是级别相当高的褒谥。按古来“谥法”，“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经纬天地、忠信接礼”等，都是对“文”的定义；“柔德安众、成众使安、恭己鲜言、宽乐令终”等，都是对“靖”的定义。由这个谥号，也可以约略考见李沆这位“圣相”在历史上被人肯定的地位。
李沆病重期间，真宗到李府去看望，看时尚好；等到皇上车驾刚刚还宫，又传来消息：李沆病逝。真宗马上再次起驾，亲临李府，史称“哭之恸”。真宗赵恒，应该想起与恩师兼宰辅，情同父子般的二十多年，那几乎等同于亲情的交谊，以及李沆在政治治理方向，在天下道义推演方向，不可磨灭的影响力。
史称李沆病逝后，时当盛夏，但颜色不变，而且吐香如莲花，七日不灭。
历史的偶然
“澶渊之盟”前一年，李沆之死，寇准拜相，是两件大事。
李沆很了不起，但他的死终结了一个时代，以他“清静无为”的素心，很难猜度他将如何应对凶险而又吊诡的“澶渊之盟”。千年之后，回顾历史，整个北宋史，“澶渊之盟”都是一个大事件，纳入中国史，也是一个大事件。但这个大事件，很可能是李沆这种圣贤人物难以驾驭的。推演这一场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须别具只眼。换一句话说：需要另外一种视野、另外一种格局来驾驭。非常幸运的是，“澶渊之盟”前，最适合推演“澶渊之盟”的人物寇准，适时登上历史舞台。他成为这一场中国大事件的第一推手。
李沆五十八岁时，“偶然”生病，中道而逝；随后，真宗谋划另选宰辅，“偶然”来问当朝名士毕士安，毕士安推举了寇准；两个月后，景德元年（1004）八月，毕士安与寇准同时拜相；冬十一月，契丹已经抵达澶州城北；很“偶然”地，大宋投降契丹的将军王继忠向宋廷传来了契丹有“和议”的消息……寇准，就在这一系列“偶然”节点上，走上历史前台。
如果李沆不病逝，寇准不会拜相。
如果毕士安不推荐寇准，寇准也不会拜相。
如果契丹不来侵澶渊，寇准拜相后也不会做出那等泼天的大事业。
当此时刻，我不得不对“历史偶然性”顶礼膜拜。偶然性，那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衡的力量。
美国那位名叫阿伦·尼文斯的历史哲学家有一部《历史学导论》，书中有两个意见深得我心。
第一个意见，他说：“历史上最突出的偶然机遇是赫赫名人、伟大人物的间歇出现。”
第二个意见，他说：“事件常常不是表现为有逻辑的联系，而是被上千种机遇所决定的事件的偶然结合。不测的疾病、气候的改变、一份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这些都曾改变过历史的面貌。”
偶然性与命运一样，神秘莫测。尼文斯讲述的那几个偶然事件，可以为他做出无数注脚。
“不测的疾病”，令人想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描述的切萨雷·博尔贾，也即瓦伦蒂诺公爵。这位公爵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死前，什么都为他准备好了，由他来继承教皇的事业，但谁也没有想到，“偶然性”光临了公爵，父亲死时，他在患病。于是，准备了多年的韬略，化作虚无。以至于马基雅维利慨叹道：“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
“气候的改变”，战争史上的案例太多。拿破仑之所以有一场滑铁卢，是因为连续几天的淫雨，导致炮火失灵；希特勒进攻苏联失败，有一次是因为出奇地寒冷，导致坦克机油凝冻；契丹之所以有“长城口之战”的败绩，是因为雨天，弓弦受潮。
“一份文件的丧失”，南唐勾结李重进和契丹的蜡书密信，这是一份重要文件，被周世宗柴荣知晓。于是在盛怒中召来南唐使者孙晟，并最后杀害了孙晟，还向南唐发兵，攻取了淮南之地。南唐从此失去北部屏障。
“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传说中的妺喜与夏桀、妲己与商纣王、褒姒与周幽王，都可以看成是这类故实；楚王对息夫人的爱慕，刘宗敏对陈圆圆的掠夺，也都是改变了历史走向的故实。宋真宗酷爱的刘氏，也在自己做了太后的仁宗一朝影响了时局。西方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案例也属于此类故实：美女海伦的出走导致了特洛伊战争；埃及艳后引动了恺撒大帝的东征。
这些故实，都与“偶然性”有关，不是“制度决定论”可以解释清楚的历史现象。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一个意外后果，史不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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