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末年，枢密使郭威与慕容彦超对阵时，胜负很难说，但慕容彦超发起主攻时，很“偶然”地忽然马失前蹄，于是，输掉了一场战争。五百年后，在英国发生了一场史称“博斯沃思之战”的军事行动，战役中，理查三世因为马失前蹄，丢失了整个英国。而之所以“马失前蹄”，是因为临阵时没有钉好马蹄铁，其中一只马蹄铁缺少了一枚铁钉，战马奔腾时脱落，马受惊颠翻，麾下见国王落马，纷纷掉头逃跑。慕容彦超很可能也丢掉了一枚马蹄钉。
还可以说一个笑话，内急，都可能引发意外结局。
大宋名相毕士安，有个女婿叫皇甫佖，年轻时放荡不羁，就喜欢赌博。但他好歹也做着官。毕士安做宰辅，多次教育他，也不见改，大约想起当初宋太宗教育薛居正的泼皮儿子，有效果，就打算面奏宋真宗，也让皇上来训斥他。不料他刚刚向皇上启奏“臣有女婿皇甫佖……”话犹未了，就赶上边庭急报，皇上没有工夫听他的下文，赶紧处理边事。过了几天，毕士安找了个机会，又来启奏，居然再次遇到急事被打断。第三次，再要启奏时，不料赶上真宗内急，就听他一句话，马上站起就走，一边走一边远远地回复毕士安道：“爱卿多次说皇甫佖，不是要给他转官吧？就给他转一个，升一级。”毕士安也来不及辩解，唯唯而退。皇甫佖结果还转为殿丞，相当于中直机关秘书处处长。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有言：“偶然性统治着一切。”古罗马的雄辩家西塞罗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在《论预见》中说：“即使是上帝也不能预知将会偶然发生的事件。……因此，预知偶然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在《法律》中，借“雅典客人”之口表述“偶然性”时，给上帝留出了位置。书中说：“上帝统治着万物，而偶然性和机会又与他合作来治理人类的事物。”托马斯·阿奎那在他那部令人目眩的著作《神学大全》中说：“人们把自然事务和人类事务中发生的偶然事件归纳为一个先定的原因，即‘神意’。”这是按照信仰的格局重新解释了“偶然性”，但依然将偶然性归结为至高的“神意”位阶。
经由种种阐释约略可以看到：偶然性，是一种影响历史展开的神秘力量，人力无法主导偶然性。我相信这个逻辑。
如果历史可以猜想，不妨说：如果没有寇准，“澶渊之盟”可能无法签订，那样，整个大宋、整个中国，历史都将改写。寇准，是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物。而寇准的起用，如前所述，纯属偶然。
肆
| 战与和 |
契丹这一番的确是在“举倾国而来”，瀛州伤亡九万，居然还有二十万的战斗力，居然还想继续与大宋死磕！契丹这母子俩确有不同凡响的战斗意志。他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这是与大宋王朝最后的斗争！如果战场上不能有所斩获，和议也将斩获不大。
政治空间争夺战
宋真宗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与契丹签署了“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意义重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事件之一。
澶渊，唐代设置为州一级行政单位，所以又称澶州，治所在顿丘（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之所以称为“澶渊”，是因为附近有一处湖泊，人称“澶渊”，因此而得名。五代后，治所由顿丘移往今属河南濮阳的南部。澶渊，夹河而立，有南城、北城两座城池，中间浮桥相联。
澶渊在大宋帝国首都汴梁偏东北方向二百余里，假如契丹骑兵到此，轻装袭取汴梁，几乎也就一个日夜的路程。澶渊对大宋的地缘重要性，大略相当于近代的天津——天津曾是清国的门户，澶渊就是北宋的门户。
此地在河南北部，与河北、山东相距都不算远。澶渊的偏东北、偏西南两翼，有大宋两个军事要塞：通利军与德清军；通利军在今日河南浚县；德清军即顿丘故地，今属河南清丰县，此地往北一百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名府（今属河北邯郸）。大名府又称天雄军，是河北南端的军事重镇。
拱卫帝国京畿地区，大名府不是一般的责任重大。
大名府再往北，过贝州（今属河北邢台）、冀州（今属河北衡水），四百里开外，就是瀛州（河北河间，今属沧州）、莫州（今属河北任丘）。
理解“澶渊之盟”，就要理解瀛州、莫州的地缘战略意义。
这两个州，原来也属于被后晋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但在后周时代，被大帝柴荣北征时收复，大宋太祖、太宗时代，千辛万苦，总算保住了这两块宝地，但契丹不死心，一直试图夺回瀛州、莫州。
后周世宗柴荣收复两州后，顺带将两州北部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也同时收复；并在今属河北高阳的东部设淤口关，从此与瓦桥关、益津关合称“三关”。传统戏曲中常有“镇守三关”的戏词，指的就是这块地方。瀛州、莫州，有时就被称为“关南”“关南之地”。契丹想要的就是以这两个州为双轴的“关南之地”。
“三关”之南，又设高阳关，治所就在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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