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任君主就是耶律隆绪。他在萧太后的辅佐下，年幼登基，从小就听从萧太后“宜宽法律”的教导。长大后，他在群臣的辅佐下，又更改了十几条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此前，汉人与契丹人纠纷，或互相殴打，有人致死，草原刑法往往偏袒契丹一方，耶律隆绪开始一碗水端平，同等法律处理。旧法，契丹官员子弟与普通草民犯同样罪，前者治罪轻、后者治罪重，耶律隆绪也下令，按照同一法条处理。
这是契丹法制史上的圣贤之光，也是趋近法律本质的典型制度。用耶律隆绪自己的话说，就是：“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事，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
如果当事人因为贵贱不同，就施用不同的刑法，那一定会生出人间戾气。小民犯法，很难惊动有关部门上达朝廷，只有皇亲国戚，大多仗恃着皇族恩宠可以贿赂上下，希望借此免掉惩罚。如果这样，法律就可以废弃了。
所以，契丹的“耶律隆绪时代”是很得草原人心的“好时代”，甚至很多逃亡到大宋的契丹人，闻听契丹“德政”之后，也纷纷“回国”效力，耶律隆绪践祚之初，就有千余户人从大宋回到契丹。而耶律隆绪也给予了“诏令抚慰”。
契丹是一个奉行“殉葬”的国度。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下葬时，还殉葬了两个人，一个近幸、一个伶人。但在耶律隆绪死后，渤海人挞马解里认为“受先帝厚恩”，自动请求“殉葬”时，继任者则没有允许。从耶律隆绪之后，已经很少有殉葬的记录。
契丹，就这样，在耶律隆绪时代，切近了文明。
草原帝国，因此获得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
而耶律隆绪对汉人士大夫的大量起用，也让契丹对中原的传统惯性和政治态势了如指掌；开科取士制度，让汉人士大夫有了前途期待和价值认同。南北院的分治，更笼络了境内汉人庶民。这样，就使契丹在政治管理和国家生态方面，在孔子旗帜下，有了与大宋的同态文化竞争性。
宋真宗时代的契丹，这一片广袤的北中国大地，已经不是“野蛮的草原帝国”，而是带有“衣冠倾向”的异族管辖区域。
耶律隆绪时代的后期名将萧挞凛，曾为契丹国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曾经在宋太宗时代，擒杀过杨业杨老令公。史称此人“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是继契丹“战神”耶律休哥之后，又一个对战争有天才感觉的人物。后来契丹不断地侵扰大宋，此人既是主将也是主谋。
更让大宋头痛的是，在耶律隆绪之上，契丹还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萧绰萧太后。
萧太后，是宋真宗时代契丹国的实际执政者。
她小名叫燕燕。她的家族拔里氏，在契丹第一代国君耶律阿保机时代，被赐为萧氏。从此，萧氏与耶律氏世代通婚。契丹国运两百余年，最为强盛的时期就是萧太后执政的三十年间。她曾打败了宋太宗的两次主动进攻；在后来的日子里，公元999年，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到公元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冬末，她又与大宋进行了“五年战争”。最后，她率契丹将士绕过关南之地，直抵大宋的门户澶渊，与大宋帝国达成了“澶渊之盟”。定盟之后，当时中原大宋与契丹大辽，这两个亚洲地区的最大强国收获了一百一十八年的和平。直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大宋徽宗时代开始“联金灭辽”，才重新发动了双方的战争。
就军政实际力量观察，可以说，契丹的“耶律隆绪时代”实为“萧太后时代”。
大宋真宗皇帝面临着的，是史上最为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有着比太宗时更为严峻的“国际环境”，甚至比起大汉、大唐，北边的敌人也是更强劲、更有力量的。中原王朝，在真宗之前，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强盛、成熟的北境之敌，以至于无法小觑、无法臣服、无法震慑、无法怀柔、无法颠覆、无法置之不理、无法战而胜之，总而言之，无可奈何。庆幸的是，契丹对道义治天下的大宋，也同样无法小觑、无法臣服、无法震慑、无法怀柔、无法颠覆、无法置之不理、无法战而胜之，总而言之，无可奈何。
大宋与契丹，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
这就是“澶渊之盟”地缘政治与军事政治方向的基本态势。
毕士安不屑“斗法”
“澶渊之盟”与寇准关系甚大。前已说过，寇准之所以在“澶渊之盟”前出任辅相，与李沆病逝和毕士安的推荐关系甚大。
太宗雍熙年间，诸王出阁，也即皇子们开始接受藩封，需要慎重地遴选有资格教育他们成长的老师。李沆做了三子赵恒也即宋真宗的老师，毕士安就做了四子赵元份的老师。
太宗对诸王老师说：“诸子生长宫庭，未闲外事，年渐成人，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诸位王子生在宫廷之中，对外面的事不懂；现在渐渐长成，一定要给他们找个贤良之士去辅佐、引导，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之道！爱卿要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啊！
所选老师皆大宋才德兼备的一时俊杰。太宗淳化年间，毕士安被召为翰林学士，当时大臣推荐的人选中还有张洎。这位张洎来自南唐，是李煜时代一等一的大才子，宋太宗事实上也欣赏他，曾夸赞他为“江东人士之冠”。但他因为来自大宋过去的敌国，所以不免战战兢兢，议论国事常常迎合太宗的意旨，太宗察觉后，就给他降了职。他投诚大宋后，常常去找故主李煜要钱，事实上带有勒索的性质，甚至还曾琢磨着怎么扳倒寇准。所以史称张洎其人虽然文辞通达，有名于当世，但“性情险诐，好攻人短，颇为世人不齿”。太宗熟知此人，所以在张洎、毕士安二选一的时候，太宗说：“张洎与毕士安比较，词艺、阅历都不差，但操守、德行远在下了。”所以太宗还是选用了毕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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