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出现了劫匪，被抓起来，送入右军巡狱。还没有审讯完毕，劫匪的同伙也被抓起来了。不料这一伙劫匪很是嚣张，互相见面之后，就戴着枷锁互相打斗，忽然开始攻击狱卒，准备越狱。狱吏几乎无法禁止，就一面搜捕，一面向留守赵元份汇报。京师于是动用了公安警捕系统，将这一伙劫匪全部控制住，送到开封府去。但在押送罪犯之前，主事的官吏担心他们再次逃亡，就将他们的“足”一个个折断。
材料报到留守这里。
赵元份一开始听说案由、狱词，就非常害怕，史称“怖甚”；又不忍主事官吏的“酷法”，“遂惊悸，暴得疾”，于是在惊恐中得了急病。
真宗闻讯，只好召参知政事王旦从澶渊赶紧先回京师，“权东京留守事”，临时代理京师留守。
而赵元份就此辞世，享年只有三十七岁。
大宋帝国的历代君王，没有狠戾之人。所以，王超“违诏”，导致契丹南下直抵澶渊北城，这么大的抗旨之罪，真宗并没有治罪于他，甚至都没有责备他，甚至还给了他一个节度使的职务去颐养天年。
而契丹，很早就认识到宋师“各自为战”的特点，甚至，也可能猜度出了王超的用心，就像当初猜度出了傅潜的用心一样，或者，也许像当年耶律德光猜度出了杜重威的用心一样，于是，可以在屡次小败之后，不畏惧宋师，于是“敌势益炽”，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居然率领草原大军在定州五十里远，望都之东的阳城淀，临水驻扎。这就几乎相当于在宋师前线总部的眼皮底下睡大觉。而王超确实诡异——他不动。诸将劝他，他也不动，似乎就等着契丹继续南下。
果然，在此地，契丹得到休整，随后，这一支主力“举国入寇”。
“澶渊之盟”前的最后一战，“澶渊之战”开始了。
敌情紧迫！一天之中有五次告急文书传到开封。诏令王超率兵返回澶州，却恐怖得没有消息。朝廷召大将回阙拱卫京畿而无动静，内外不免有了忧惧，而草原骑兵正在向天雄军、澶渊浩荡开来。
情报显示，契丹这一次兵势之盛，异于往时。
寇准已经与毕士安“议决”御驾亲征，但时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却感到害怕，秘密地劝谏真宗避开敌人锋芒，暂时躲到金陵去。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皇上西幸，到成都去。如此，可以万无一失，而后，再作打算。
真宗也有了动摇，觉得河北前线原先的布防等于失效，王超主力不在，前途似吉凶莫测。但他想起“能断大事”的寇准，就来问他。
寇准闻言，一看真宗旁边站着两个人物，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王钦若是江南人，所以主张大驾南下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所以主张大驾西幸成都。但他假装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厉声喝道：“这是谁为陛下谋划这种馊主意？”
真宗说：“爱卿先说说这个意见是否可行，不必问是谁的意见。”
寇准说：“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了他们用来衅鼓，然后北伐！”
真宗默然。寇准继续说：“现在天子神武，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契丹自当遁去；就算他们不遁去，我等可以出奇以阻挠契丹的规划，坚守以疲敝草原的兵众。现在我们是以逸待劳，胜算在我！奈何要抛弃祖宗社稷，远远地跑到江南、巴蜀去呢！”
真宗相信寇准，更相信毕士安，重新坚定了信心。
王钦若、陈尧叟，却从此在心里埋下了怨恨寇准的邪种。
王钦若脖子上长个大肉瘤。按病理学的说法，这是指人体机体组织受某种病原刺激后，开始细胞增生，于局部形成的囊状性赘生物。他个子又矮小，肉瘤就显得很突出。但他后来做到宰辅，又有劣迹，故时人给他一个绰号：瘿相。瘿，就是肉瘤。
寇准看着这位生相滑稽的同僚，不免心生厌恶。他也知道此人用心不善，眼下正是大宋帝国最为紧张的时刻，形势凶险，前途莫测，一步走错，后事不可收拾。为了避免王钦若在朝可能会阻止寇准独断大事的局面，寇准想到了让这位副宰相外放，离开朝廷。
可巧，正赶上朝廷要选择干练大臣屯驻大名府，寇准于是极力推荐王钦若。王钦若也看出目前不是他的主场，与寇准不和，凶多吉少，于是也主动提出去镇守大名。于是，王钦若做了天雄军都部署。
“上中下三策”
天雄军，就是大名，就是魏博，史上称谓不一。地在今河北邯郸附近。
但关于王钦若镇守大名，有不同记录，《东轩笔录》的说法更为传奇。
说真宗在澶渊，一天对寇准说：“天雄军被截在契丹之后，何人可以为朕守卫？”寇准说：“古人有言：知将不如福将。臣观参知政事王钦若，福禄正盛，应该可以为天雄太守。”当时就拟定了任命书给王钦若。王钦若很茫然，寇准说：“主上亲征，现在不是我们这些臣子避难的日子。参政先生当体会圣上的心意。”说着，马上就拿来送行酒，向他敬酒，说这是“上马杯”。王钦若看看形势，不敢推辞，饮罢送行酒，就向各位拜别上任去了。寇准还叮嘱他一句：“参政勉力啊！等你回来，我们就是同列，一同做宰辅啦！”说王钦若到了天雄军，一见契丹大兵漫无边际，草野皆兵，无以为计，能做的只是屯塞城中四门，终日危坐。过了七天，契丹退去，王钦若被召回，为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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