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记录有传说成分，不很可信。但在各种史料中，常见此说，也可证明，并非全是捕风捉影。
读史，当着两说、诸说并存之际，如果能够辨别真伪，可辨别之；不能辨别真伪，可推演之，并在推演之后，给出一个必定带有讲述者倾向的意见；如果诸说各有来源，难以推演之际，可暂且并存，不必一定给出结论性意见。“王钦若守天雄”案，其真相究竟如何，暂且可以诸说并存。
应该说，两个帝国和好，不必进行欧洲那样的“三十年战争”或“百年战争”，国家之间实现和平，这个基本思路，是王继忠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萧太后很早也有了“厌战”情绪；而宋真宗更早在咸平年间就对曹彬、何承矩等人说过“为民屈己”实现和平的意见。因此，和好，是一个早已形成“趋势”的结果。但寇准则对这一切早在算中。
他似乎在这一年，也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特别有感觉，几乎算无遗策，包括实现和平的方式。
按照寇准的感觉，他认为目前是大宋最佳时期，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他曾做过三司度支推官，对国家经济能力心里有数，那是太祖太宗两个时代都达不到的经济成就；还做过盐铁判官，对国营企业税收心里有数；还做过同知枢密院事，对大宋军事现状、将校人才心里有数，只要战略对头，这些人更有希望超越前朝，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他还做过参知政事，在副宰相的位置上，全面了解大宋的行政现状，都是史上最佳时期。更重要的是，他理解真宗皇帝，此人做事公正、理性，实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代太平天子。有意味的是，真宗皇帝也有抑制住虚荣、不求好大喜功之一面。如果能够“恢复汉唐旧疆”，他是一定要“恢复汉唐旧疆”的；但不能“恢复汉唐旧疆”，那就不妨且待天时、天命；人力不可强求。
这些，寇准都早已心中有数。
按照寇准的沙盘战略推演，应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与契丹做一次总决战，将战线北推到契丹境内，而后，伺机攻克山前山后的中原旧地，一洗石敬瑭之羞；而后，在此条件下，与契丹实现“和议”。当时大宋利战，据说还有“天道”关联。早在“望都之战”失利时，就有一位名叫张旻的将军看出了这步棋。他认为“天道方利客，先起者胜”，天道运行，目前正是利于“客”也即外来者的时期，谁先动谁胜利，契丹先动了，所以有“望都之战”的胜利。但天道很公平，大宋在本土，是“主”，出境就是“客”，因此“宜大举北伐”。张旻甚至还掐算一番，说出了“兴师出境”的具体日期。真宗不一定相信并依赖巫术，但战争胶着，没有特殊条件，一场战役之胜败还不足以决定全局，这类道理他懂。“望都之战”虽然失利，但史上转败为胜之案例不少，如果天道相助，鼓舞败军之勇，完成太宗“取幽蓟”未竟之志，并非没有可能。于是他来问辅臣。但辅臣们否决了张旻的动议，“真宗北伐”，于是转换为一种哲学，仅仅呈现为可能性，随后，消弭在虚无之中。
所以，寇准的“上策”没有实行。
“下策”是按部分辅臣意见，真宗坐镇汴梁，诸将出师抵御契丹。而后，在诸将取胜之时机，与契丹寻求和议。
但如此“下策”，在契丹“举倾国而来”的情况下，凶险莫测。
圣贤有言：“人心惟危”，主将率中央禁军在外，当初石敬瑭的故实、杜重威的故实，万一重演，帝国则凶多吉少。即使主帅不反，试图博取一票富贵的下级将士将杏黄旗撕了草制一袭龙袍，强行披挂在主帅身上，这样的故实史上也不是孤例。
此前的傅潜、当今的王超，虽然并无证据证明他们要做石敬瑭第二、杜重威第二，但作为军人统帅，那种“逗挠不前”的姿态，是随时可能演绎为挟契丹而南窥的态势的。作为帝国首辅，免于“焦头烂额”的唯一办法就是“曲突徙薪”。寇准不得不防。
所以寇准力求不出现“下策”。
现在所行者，实为寇准之“中策”：御驾亲征，取胜后，相机和议。
最早的“议和”文书
且说王继忠。
这次契丹南下，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留在雄州（今河北雄县）以北；萧挞凛率先锋主力在宋境穿插南进。王继忠跟随在太后身边，有一次，他得到机会，再次向萧太后说起和平建议。
如何和平？
似乎都还没有可以行之有效的模式，也没有模板可以借鉴。
但双方可以协商。
萧太后当即想到关南的莫州和瀛州。按她意见，只要得到这两地，可以和平。她将这个念头暂时藏起，开始跟王继忠推动和平。
她让王继忠直接给大宋皇帝写信，然后，派出精干小校四人，带着信箭，也即作为契丹官方文书凭证的令箭，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来见大宋边防军官石普。史称“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显然，这是以契丹国主的名义，另外给真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期待石普将军尽快送给皇帝，信中用词非常诚恳、激切。石普接纳了小校四人。小校还说：“这些文件都是我们契丹主和母后召我们到车帐前，亲自给我们的，告诫我们速速送到莫州石帅。获得收到的消息，马上要回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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