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不动，河北前线战事吃紧，真宗另调动驻守河东的雷有终从土门东进，策应河北诸军。
土门，即古井陉关，在今天河北的获鹿县附近，与镇州接壤。
真宗动员了何承矩和雷有终“夹击”可能到达澶州的契丹，证明了形势开始渐趋紧张——王超所部十几万正面攻防大军，已经不可依赖。
保州孙密率领当地“强壮”也即民兵，也有了“破敌”之功。捷报传来，真宗高兴，对辅臣说：“边境一带的强壮、军士等，都如此藐视敌人，并不畏惧他们。看来只要将领得人，实在不难殄灭敌寇啊！”
但敌寇还是在深入，从河北纵深向着山东、河南而来。
契丹倚仗着骑兵优势，遇到宋师，战有利即进，不利即退，来去如风。所以宋师尽管多次击败契丹，但整体考察，“击退”者多，“击溃”者少，那种大兵团合围后全部聚歼的“殄灭”战更少。大宋用兵，不狠。契丹似乎在利用宋师这种近于愚蠢的军政之仁，所以，敢于在中原内地飘忽、跳跃、深入——他们知道不大可能被包围，他们跳得出。
契丹为何总是能够自由出入中原？
除了宋师布防的“漏洞”以外，那时，中原大地，地广人稀，也是一个原因。真宗晚年全国人口约两千万，不足今天北京一市的人口总量。想象一下可以知道，那时的中原，走上几天几夜往往也难以看到一处村落，几乎是常事。所以无论大宋还是契丹，战争中，总希望能将对方的人口转移到本国。增加人口，是那时的基本国策。顺便说一下：契丹全国人口约两百万，是中原地区的十分之一。但契丹几乎全民皆兵，是一个马背上的族群，国家跟着马背走。所以，他们的战争动员能力不低。
尽管地广人稀，契丹的出现，还是令冀鲁豫交界处出现了逃避兵火的大群流民。他们从四面八方向黄河渡口走去，希望过河，寻求更安全的地界。
朝廷闻讯，一面派出使者安排流民，一面诏使各地知州，要在边郡粮草转运、大兵调动之际，安抚地方，不必惊扰。真宗“虑致摇动”，担心因为战争行为而动摇士庶人心、天下不安。“天水一朝”（宋朝）所介入的战争，除了几次诏令地方“勤王”之外，几乎都是静悄悄的。战争，但不扰民，不做大众动员，不随意征兵，甚至不随意征调地方乡兵，是一大规则。
但在安排流民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故实，算是做了一次“大众动员”。
朝廷派出兵部尚书、昔日名相张齐贤权知青州，并兼附近青州、淄州、潍州等诸州安抚使；知制诰丁谓兼附近郓州、齐州、濮州安抚使，主要工作是安抚这一带流民，同时提举（管理）地方转运（运输军用物资）及兵马，另外一个附带的工作就是，将管界内山河道路之“广狭形势”，画成地图报到朝廷。张齐贤、丁谓，都是大宋名流，工作能力不俗。契丹南下，扫掠冀鲁豫三省交界，此地有乱象，所以真宗派他俩来分段管理地方。
有一次，敌骑小股部队越过广袤的河北平原，又来到黄河以北，骚扰中原纵深，史称“民大惊”。丁谓辖区的民众聚集在几个渡口，争抢渡河。在一个叫杨流渡的地方，艄公们有了“邀利”，也即公开涨价或索要贿赂的行为，发国难财。士庶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渡口，一时间，情况紧急，丁谓知道后，当即提来一个已经定了死罪的囚犯，押解到渡口，假冒艄公，被杀。史称“舟人惧”，于是“民悉得济”，士庶全部得以渡过河去。
丁谓担心契丹继续南下，就将渡过黄河的流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手执军旗，敲击刁斗，沿河鼓噪，声闻百余里。契丹不辨虚实，以为此地有了防备，退回去了。
丁谓，这个真宗朝的大人物，做事干练。但死囚当斩，那是应有时日的，随意提取而杀，那就是将人视为“工具”之无道行为；动员流民百姓参与军事行为，也毕竟不合战争游戏规则，也不符合大宋立国以来的民生精神。军人保护人民，而不是人民保护军人，是战争的基本规则。但紧急关头，当机立断，往往又自有利国利民之处。此际，无案例可以借鉴，无律法可以援引，无制度可以查勘，无圣贤可以请教，事到临头又事发突然且事情紧急，如何平衡，使行为符合中庸之道？权断甚难。历史军政行为，往往就在此类节点，显出精英人物之大智慧与真操守。是大智慧必有所为，是真操守必有所不为。按儒学意见，每当遇到选择的困境，不妨自问：我如此行为，可是仁者行为，可是义者行为？如果自问是仁是义，就去做，至于成败荣辱，无须计较；如果自问不仁不义，就不做，至于功名利禄，不必考虑。世事吊诡之处更在于：当此之际，权断者的“仁义之行”，其结果可能正好是反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宋襄公；而权断者的“反仁义之行”，其结果则可能正好是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周武王灭商之战，就被时贤讥讽为不孝、不仁，但周王朝的兴起，则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构起了亚洲地区的礼仪之邦，事实证明“武王灭商”与此前的“汤王灭夏”一样，都是一场充满正当性的革故鼎新，史称“汤武革命”，大义在此。丁谓临事杀囚，是正当的吗？如果问题重新出现，这应该是具有“二难”性质的选题。无论选择杀还是不杀，都在政治伦理方向上呈现为“背反”的性质。所以，史上的精英人物，每遇此类选择，间不容发之际，众人彷徨之际，都会陡然升起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道义担当。事已至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无论当世如何理解，无论现场能否成功，我只管“直道”做去，将“责任”扛在自家肩上。无辜的只是那个“死囚”。而“死囚”有些时刻可能未必一定就会赴死。当其未死之前，可以有各种机会令他不死，如遭逢大赦。孟子有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死囚”，是事实上的“澶渊之盟”的献祭牺牲。对他个人而言，乃是一场存在的绝望灾难；对大宋而言，乃是一个生命的两难悲剧；对天下而言，乃是一曲孤独的苍凉离歌。在那一瞬间，这个人，他的命运在另一个人手里遭遇宣判——而宣判者，事实上并无宣判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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