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镞在体”者
咸平年中，有军士曾经在战时中流矢，从脸颊开始，穿过耳朵，看过很多医官，都无法取出。有一个叫阎文显的医官，发明了一种奇特的药物，给伤兵敷上。一个夜晚，箭被取出。
真宗高兴，嘉奖他的德能，命“赐绯”，赐给五品或四品的朝服。
另有一位民间郎中刘赟，也善于治疗箭伤。当初太祖时，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晸，攻取北汉晋阳时，比箭矢更粗大的弩矢射中了他的大腿，箭镞留在左边髀骨内，近三十年了，还没有取出来。真宗听说刘赟有此功夫，就让他来看看先帝的功臣。刘赟为他敷了药，终于将箭镞取出。韩晸从此步履如常，感动得韩晸请求见皇上，陈说自己的感激之情，并表示愿意为国效力，“得死所”。又极力称赞刘赟医术之妙。
真宗将刘赟迁为医官，赐百金。
但是，因为诸军“箭镞在体”者多有赏赐和升迁，于是，就有了将士作假的案例。所以，当枢密院上言，将曾经经历战阵、“箭镞在体”者的名单汇总上报时，老将马知节说：“臣曾多次中箭，知道如果射中骨头，人基本就死了；如果不到骨头，可以马上取出来，哪里有箭镞常年在肌肤里的事呢？希望皇上只赏给一点金帛，不必转迁官职，如此，诈伪可以渐渐消失。”
但真宗很谨慎，他说：“这事得具体检视，如果不是假冒，还是应该按照前例赏赐升迁——但不要让这事弄得太滥就可以了。”
面子
赵恒在有些时刻，很温柔，总是将心比心，“给人面子”，儒学的说法就是“君子不为已甚”，不会太过分地羞辱对方，即使对方错误严重。
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节度使桑赞，跟从大将王超，在抵御契丹的“五年战争”中，以副总司令的身份“总戎御敌”，总管军队，抵御契丹。但是却“逗挠无功”，也即患得患失，怯阵避敌，以致贻误良机，败绩。
史称“上不欲暴其过”，皇上不想将他“贻误军机”的罪过弄得人人皆知，就说他有“足疾”，不适合再在军中雨雪跋涉、风餐露宿，罢免了他的军职，判颍州（今属安徽阜阳）。
给下面的人留一点尊严，成为真宗处理失职官员的一种特殊风格。
在桑赞之前，有个翰林学士梁周翰书写皇上诏令时，真宗看过，觉得不佳，不称职，于是偷偷命令另一位翰林学士赵安仁重新撰写，还悄悄对他说：“勿令周翰知，恐其愧恨也。”
在桑赞之后，以西上阁门使孙全照为东上阁门使，领英州（今属海南省）刺史。孙全照个子矮小，但精悍知兵，又是个生性很严肃、不怎么爱开玩笑的人。他带兵严整，但性刚使气，好用严刑峻法。中书给他改官时，原打算让他知严州（在浙西，今属杭州），真宗看后说：“全照敏感、疑心重，常常担心别人以‘严察’毁谤自己。现在给他知‘严州’，似嫌讥诮。”于是改为朝官。
大将、同平章事李继隆出身贵胄，太祖时名将李处耘之子。他很为自己的将门之后而自我砥砺，重视家风荣誉。他的儿子夭折了，真宗令翰林草拟诏书，以皇上名义慰问李继隆。诏文中有一句话：“当极卜商之恸。”
真宗一看不妥，就说：“此子夏失明事，继隆知书，览之非便。”
卜商就是子夏，是孔子弟子，也曾经有儿子夭折，并因为哭泣太久太伤心，导致失明。诏书草稿虽然将这位读书的儒将比喻为卜商，是一种赞美，但李继隆失子，并没有失明，细节处难免令人不快。
真宗就是在这样细微处体会人情，不让人陷入可能的尴尬。
知天雄军（今属河北邯郸）赵昌言上奏说，所部寇盗未除，已下令辖境军民，有能告贼者赏给金帛，可以隶属军中，牙校、镇将将迁补军职。
这事赵昌言做得有点大。军中升迁，那是朝廷的事，某人升迁，军人要由枢密院下文，中书备案，皇上批准。邯郸守军司令赵昌言，是没有这个权力干这个活儿的。所以枢密院认为：“乡闾之间，小有偷盗攘窃之类，不应当擅自制定赏格。赵昌言的奏章意见，不合制度规定。”
真宗说：“但是赵昌言已经下令，如果不听他的，这个司令说的话，岂不成了虚言？官长失信于民，政教何以振兴施行？”
那么怎么办呢？
真宗说：“让赵昌言改一下文字说法，只说‘有功者，当为上言，请行旌赏’，就可以啦。”
朝廷编修《太宗实录》，名臣钱若水主持这件大事。他举荐了几个人，其中包括前首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真宗指着李宗谔的名字说：“自太宗朝太平兴国八年（983）以后，李昉都在中书。《实录》这种文体，属于史策，本来应该秉笔直书。倘若被人指为‘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世？”
真宗的意思很清楚，李宗谔编修其父亲在日的《实录》，无论是否“子为父隐”，都不合适；因为即使“秉笔直书”也容易招致后世之猜疑。所以不许李宗谔参与编修。
但真宗一直想着如何安慰李宗谔。
寇准在中书，总是喜欢召集官员到私人宅第会饮，酒酣气盛之时，寇准希望尽兴，一定要关了门，将客人留下，不许逃席。这样就往往要作长夜饮，很让一些不习惯的官员害怕。李宗谔曾参加过这样的酒宴，到了晚上，他想逃席，但出不了门，于是从门扉下偷出，骑马逃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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