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渭水之盟”严格说，不算是一场和平运动，实在是一场“城下之盟”。而李世民更在屈辱中早有成算，他在回答臣下疑虑时说：突厥经由我们这次纳贡，会“志意骄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复设备”，失去战备意识，我大唐“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突厥）也”。李世民引用《老子》的话说：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我们要想得到他们的土地钱帛，先给他们土地和钱帛；以后，他们拿去的土地和钱帛都会加倍还给我们。
从思想倾向上论，“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按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这种“降礼”，实是“道家的阴鸷”，为儒家所不取。但在军事力量暂时达不到抗衡和消灭对方时，“降礼”就不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战略”，儒学的说法就是“权变”。所以，儒家与道家在面对天时、国运这类巨大困境时，有智慧的相通处。“卑辞”“降礼”，不仅是一种“阴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变”。事实上，唐太宗还是话多了些、性情浮薄了些，在有些时刻，“阴鸷”或“权变”中的远猷，根本不必说出来。那时节，知者自知。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包围，也是“卑辞”“降礼”，但他不说复仇之类的话语，隐忍一生，直到他的重孙子辈，汉武帝刘彻时代，才有了“犁庭扫穴”的辉煌。
《春秋公羊传》有“大复仇”之说，这个说法源于非公正政治秩序下对自然法的肯认，是对“耻感”的“痛感”。史上“卧薪尝胆”的故实、“鞭打楚平王”的故实，就是“大复仇”的飙歌。到了汉唐以后，“大复仇”有了“族群雪耻”的意义。汉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说，唐代“养威伺衅，一举可灭”说，都是誓为族群共同体洗雪往日耻辱的强悍话语。但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都懂得“阴鸷”或“权变”；他们知道：时运不济时，面对敌对族群的侮辱，可以“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刘邦的夫人吕雉甚至面对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极为无礼类似性骚扰的“情书”，也在大臣的劝谏下，隐忍住，不怒，反而“卑辞”“降礼”，讨好匈奴。
“大复仇”，需要“智慧”驾驭，而不是“激情”驾驭。这种“智慧”的核心，是对“时机”“机运”的深刻洞察力。
所以，在宋太宗雍熙年间，大臣赵孚深晓此理，太宗赵炅不晓此理。
大唐在“智慧”而不是“激情”驾驭下，等来了“大复仇”的机运。贞观三年（629），名将李靖、李勣趁突厥内部虚耗，开始行动。大唐对突厥人的“与之”转换为“取之”。只用了很短时间，突厥被大唐扫灭，颉利可汗被生擒。十几年间，突厥给予大唐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羞辱一扫而光。
文明大迁徙
大宋，事实上，从太祖赵匡胤开始，一直到南宋诸帝，都没有忘记“恢复汉唐之疆”，真宗之后，更没有忘记“雍熙北伐”的耻辱。到了徽宗时，甚至也效法唐太宗，撕毁盟约，与金王朝合作夹击契丹，“大复仇”，但宋徽宗时代没有唐太宗时代的人才和国运，也等于时机不对，于是遭遇引狼入室的悲剧。
古公亶父的故实则更为意味深长。
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在世时，部族约有万余人，活动在泾水、渭水之间，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古称此地为“豳”（音斌）。古公亶父善于种庄稼，很快部族就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农耕族群。但北方有“狄人”，却在觊觎豳部落，要来进攻。
古公就召集父老问：“狄人何欲？”狄人想要干吗？
父老回答道：“欲得菽粟财货。”狄人想要我们的菽粟财货。
古公说：“与之。”给他们。
以后狄人就多次来要，给他们多少也不满足。
古公又问父老：“狄人又何欲乎？”狄人还要干吗？
父老回答：“又欲君土地。”他们又想要君主您的土地。又有人说：“欲得地与民。”他们想得到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史称“民皆怒，欲战”。
古公说：“与之。”给他们。
然后古公开始准备离开豳地。
父老们说：“君不为社稷乎？”君王您不为社稷考虑吗？
古公说：“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社稷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利益；不可以拿这个为了万民利益的社稷为借口，去打仗、去灭亡万民啊！
父老又说：“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君王您就是不为了国家社稷，难道也不为祖宗宗庙想想吗？
古公说：“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宗庙是我宗族的私事，不可拿着宗族的私事祸害我的族民。
说罢，收拾行囊，拄着拐杖准备离开古老的豳地。
临行前，古公对跟从他的人说：
“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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