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拥立君主，是为了能有利益。现在戎狄之所以来我豳地攻战，就是想要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不一样吗？现在人民为了我的缘故要打仗，打仗就是杀人，杀了别人从军的父子，而我再去做这些人的君主，我不忍这么做。
说罢，带着自己的族属，翻越了几座山几条河，几百里路，在岐山下找到一块地方，命名为“周原”，开始重新经营。从此中国有了“周部族”。
豳人“举国扶老携幼”（按：“扶老携幼”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跟着古公迁徙的人有三千乘。其他别的小国听说古公这么仁义，也多来归附。很快，在岐山脚下，成为有三千户人家的聚落。
古公亶父离开豳地之后，最重要的大事是“贬戎狄之俗”，完全摒弃在豳地时还沾染的狄人习俗，以“衣冠文明”精神，开始“营筑城郭室屋”，这样就从“游牧”性质转化为“农耕”性质，并开始设立“五官有司”，按照文官制度管理这个迁徙而来的族群。史称“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从此，中原文明开始在“周族”推演下，经由三代人的时间，到周公时“制礼作乐”，完成了中原“礼乐文化”的文明更化。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三千年政治文明大格局。“礼乐文化”或“礼乐制度”成为中原与异族的文明竞争中凸显的文化身份识别标志。而这一切，从地缘政治而言，源于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地”向“周原”的一次文化大迁徙。
这一段故实，在中国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上均有重大意义。它成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案例。远古土地为君王所有，到春秋时形成土地私有。在土地私有之前，古公亶父如此宣称“社稷”“宗庙”与“周民”之关系，可以看成“天下为公”的古典模型。犹如摩西当初带着“上帝的子民”“走出埃及”到西奈半岛；古公亶父身后的“三千乘”，是自愿跟随他“走出豳地”到岐山脚下的“周族子民”。
远古中国的这一次仁爱文明大迁徙，预表了以“尊生”为核心诉求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观。而“尊生”正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视人为工具”的价值理性所在。
赵孚向太宗赵炅讲述这两个故实，并期待他能效法。今天看，这两个故实事实上预表了两种模型。
唐太祖李渊“卑辞降礼”，是隐忍中等待机缘，符合圣贤“大复仇”理念，是一种政治征服缓期战略。
周古公亶父“走出豳地”，是委屈中维护和平，符合圣贤“施仁政”理念，是一种文化推演渐进战略。
中国，在地缘困境中，这是两个值得继续向纵深剖析的“意义组团”。它将给予后人足够的智慧和心性。而那种血脉偾张的即时性冲动、豪迈与激情，事实上是最为廉价的道德放纵。
祸国祸民，往往就在举国激愤之际……
契丹的底牌
宋真宗知道赵安仁颇有父风，不乏赵孚式的理性智慧，又懂得恪守纪纲大体，而且还了解太祖赵匡胤时与契丹来往的文书格式，所以任命他来做契丹使节的礼宾接待工作，可谓允公允能。
话说契丹特使韩杞来到宋真宗的行宫，由赵安仁引导进入前殿，然后按照中原礼节，跪下，将国书授给阁门使。阁门使接过后，捧着升殿。内侍省副都知阎承翰接过，启封，交给宰辅浏览、朗读，真宗仔细听过，觉得国书还算得体，但书中所提索要“关南之地”，本来就在算中，于是即命韩杞升殿。
韩杞升殿后，再拜，奏称：“国母（也即萧太后）令臣问皇帝起居。”
然后就说到了国书中关于“关南之地”的诉求。
“关南之地”瀛、莫二州自从周世宗夺回后，契丹屡屡以此演绎悲情，不难猜想，韩杞在索要此地时，也免不了悲情一番。
真宗对辅臣说：“我早有此忧，现在果然如此。你们看，这事怎么处理？”
辅臣回应道：“可以这样回答他们的‘国书’：‘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不可提出讨论）。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但究竟如何，尚祈陛下裁度。”
真宗回应道：“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
真宗这番话断然否定了契丹索地要求，如果契丹一定要索地，只有决战。不过考虑到河北人民多年在战火中劳扰，所以可以停战，作为一种妥协，可以每年给契丹一笔“金帛”。但回答他们的“国书”不必具体说这个事，就让曹利用和韩杞回去口述即可。
真宗朝第一次与契丹文书往来，需要有合适的格式文体，这也是“执纲纪、存大体”的方向。赵安仁是唯一能够回忆起太祖时“雄州和议”国书体式的人，于是就令他起草了回答契丹的国书。国书很简略，只是礼节性质的通好、问候，并未涉及“和好”的具体条件。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