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来看，杨延朗一生最出色的地方，甚至不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遂城战役”——那场战役，杨延朗制作“冰墙”阻止了契丹攻城——而是他的这个“夹击契丹”谋略。
站在时光的后面，就纯粹战术（而不是战略）而言，杨延朗这个意见乃是军事天才与作战勇气的呈现。如果实施，如果宋师能够号令统一，如果河北东路各个要塞守军抓住战机，配合巧妙，拦截契丹远征军应该是一次机会——长途奔袭千余里，进入大宋腹地，而不能调动辖境守军聚歼，确实不可思议。这个作战计划值得冒险。但真宗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史称“奏入，不报”，奏章递交上去了，但是朝廷没有回复。
杨延朗是一个很温和的男人，但他知道澶渊那个地方，朝廷经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个作战计划不能实施，他很为江山社稷朝廷君主担忧。于是，不待得到朝廷诏令，自率麾下万人，长途北上，抵达契丹境内，攻克一座名为“古城”的军事要塞，史称“俘馘甚众”。古代战争，抓住俘虏，不杀，但有时要割取左边的耳朵计数上报，以此计功，这叫作“馘”（音国）。杨延朗用自己孤胆英雄般的气概，向契丹展示了大宋将军的风采，也同时用自己的方式，孤独地策应了澶渊那边的战事，分担了大宋的压力，增加了契丹的压力。最后签订“澶渊之盟”，未必缘于杨延朗独自上演的“古城战役”，但远在契丹本土发生的战事，应该让远在千里之外的耶律隆绪和萧太后感觉到一点什么。
契丹能感觉到大宋的宽厚。他们知道如果宋师南北夹击，契丹北归确实凶多吉少。所以，李继昌到了敌帐之后，再读过宋人的《誓书》，契丹人对大宋的感恩之情有了不自觉的流露，史称契丹人“群情大感悦”。他们给予了李继昌从未有过的礼遇。而契丹人的《誓书》，除了称谓、年号、时间等行文规定上的变化之外，其他要件不加改动，照抄一遍，然后表示：完全同意大宋皇帝意见。然后，就令西上阁门使丁振小心带上，随着李继昌来见真宗了。
这时，真宗已经从澶渊返回到了陈桥驿。丁振就到真宗行在，奉上《誓书》。
真宗浏览一番，一如既往地雍容大度，满意，赐宴，令归。曹利用送丁振到雄州境上。
两份《誓书》，乃是“澶渊之盟”的和平之果，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我不厌其烦，录在这里：一、大宋致契丹《誓书》：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二、契丹致大宋《誓书》：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咨述，不宣，谨白。
两份《誓书》都有“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字样。这里的“北朝”，就是契丹。但《誓书》交换后，当时任将作监丞的名臣王曾表示了异议。他认为《誓书》应该直接说“大宋”“契丹”这样的“国号”就可以了。称契丹为“北朝”，等于承认大宋为“南朝”，相当于与契丹“亢立”，承认了这是两个正朔王朝，“天有二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相当于承认了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中国”。王曾认为此举严重“失礼”。真宗当下也有憬悟，认为他说得对，很后悔行文不慎。但是因为《誓书》已经互换，不可能再更改了，只能将错就错。此事成为“澶渊之盟”完美和平中“有失体统”的憾事。
杜镐先安排“卤簿鼓吹”
真宗车驾到达汴梁北门时，得到张凝报来消息：契丹已经出塞；所以张凝及诸州所部都各回到屯戍之地。
从此以后，契丹再也没有进入过中原。
大宋迎来了百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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