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与契丹自太平兴国四年初也即公元979年开始，到这时，经历了近二十六年战争。这一天是大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日，此时应该已经进入到公元1005年1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月，但在大宋君臣之间、将士民庶之间，却空前地热烈、欢欣。
皇上大驾要进城，“澶渊之役”取得如此成果，朝廷应该安排欢迎仪式。宰辅已经派龙图阁待制、大儒杜镐先从澶渊回京，安排“卤簿鼓吹”，也即车驾入城程序、兵卫甲盾仪仗、旗幡伞盖、乐舞导引等一系列规定性礼仪。但真宗忽然记起这一天是太宗皇帝的懿德皇太后符氏的忌日。按照另一种礼制规定：父母忌日，不可歌舞。虽然符氏已经死去多年，而且她也不是真宗的生母，但毕竟是“父皇”的皇后，此礼不可逾越。
于是真宗派出快马去告诉杜镐，不可安排欢迎仪式，撤掉“卤簿鼓吹”，不得“举乐”，也即不得有欢乐的乐奏。
杜镐认为：如此大事，岂可少了盛大仪式！于是援用历史典故，“驳回”真宗意见，他上书说：“昔日周武王在父亲周文王死后不久，征伐殷纣王。出征前，要有仪式，于是，车驾带着文王的灵牌，前歌后舞。孔子修《春秋》，不以‘家事’推辞‘王事’。现在大驾凯旋，乃是‘国事’也，用乐，于礼无嫌。”
真宗心稍动，又诏辅臣共议。
辅臣都认为杜镐言是，坚持要有凯旋仪式。
真宗听从了这些意见，于是，东京汴梁在一场盛大仪式中，迎回了中国的和平使者、终结了二十六年拉锯战的大宋皇帝真宗赵恒。
达成“澶渊之盟”，是大宋帝国文武官员和真宗皇帝共同演绎的政治硕果。这之中，李延渥的“瀛州之战”极大地消耗了契丹有生力量；李继隆则击毙契丹先锋大将萧挞凛，令契丹夺气；澶渊城北布阵，军容严整，令契丹使者韩杞一见心惊，这感觉传导到契丹营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令草原帝国的领袖有了“畏宋”心理；王继忠身为“贰臣”，却不忘为故国奔走，直接作用了萧太后的“厌战”情绪，促成“和议”进入了议事日程；高琼在关键时刻“强迫”皇帝过河，振奋了大宋军民必胜信念；王继英领导枢密院军事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和议”的种种细节；毕士安则于幕后“深谋”，推举“能断大事”者走向前台，规划了战略大势，并于事后肯定“岁币”的合理性，深刻影响了君臣之心；但在这些之上，寇准则居于第一大功。
寇准的功勋
寇准的功勋已经被史上不少精英人物认识清楚。
《宋史·寇准传》评论认为：“毕士安荐寇准，又为之辨诬。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钜敌。及议岁币，因请重贿，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景德、咸平以来，天下乂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
这段话说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毕士安荐寇准，当其遭遇诬陷时，又为之辩护。当契丹举“倾国而来”时，他们二人异口同声鼓励真宗御驾亲征，终于使兵临城下的契丹兵众退去。景德、咸平年间的太平，实在是两位宰辅协和共治的结果。
寇准之功勋，没有毕士安是不可能的。
当初王继忠来信谈“和议”，大臣们都不敢回应，不知应该怎么办，而真宗不信此事为真，只有毕士安认为此事出于契丹真情真意，建议真宗“羁縻不绝，渐许其成”，这两句话后来成为“澶渊之盟”的“八字方针”，用现代话说，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用温和的笼络手段控制此事方向，不要断然拒绝；根据事态进展渐渐推动积极结果，将契丹提出的“和议”之事做成。当真宗还是怀疑，认为此事难保为真时，毕士安甚至为此打包票，独力将责任承担下来，他说：“臣曾经得到契丹那边投降过来的人，他们说，契丹虽然深入中原，但多次挫败，与出师前的期望落差很大，不得志，很想悄悄退兵，但又没有退兵的名义；况且，他们能不担忧宋师乘其内部空虚，‘围魏救赵’，倾覆他们的巢穴吗？所以，‘和议’这个情报肯定不假，王继忠的奏章，臣愿意为他作保！”
真宗这才开始推动此事，史称“许其请和”。
真宗巡幸澶渊之前，有几个大臣要求逃往金陵或成都，毕士安会同寇准一起反对此议，坚定地执行他与寇准早就定好的“大计”，也即推动真宗御驾亲征。当真宗已经起驾之际，太白金星忽然白天出现，而且有流星从北斗星座处降落。此一天象在那个时代极为恐怖，预示着将有大人物“陨落”，因此，又有神秘家劝说真宗不要北行，但毕士安与寇准不为所动，继续北上。当时毕士安正重病在家，未能与大驾同行，他给寇准写信说：“我病，多次上书要求随驾，但皇上照顾我没有答应。现在，大计已定，唯君勉之！我毕士安能以自身来当这次‘星变’而成就国事，是我的心愿。”
流星出现，毕士安正生病，他期望能由自己承当，不要殃及他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星变”，却“应”在了契丹方向，那就是大驾才行，萧挞凛被我宋师床子弩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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