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士安“大计已定，唯君勉之”这话透露出，他与寇准共同做成了“澶渊之盟”这件大事。
二、由于“澶渊之盟”，大宋得到了“久盟”的和平红利。
三、“澶渊之盟”以后，破除了西夏纵横于两国之间，玩弄“三国志”的战略威胁。
四、寇准因此而进入“古所谓大臣”之荣誉行列。
这算是《宋史》为寇准所做的盖棺论定（另有批评寇准之处，暂不论）。
大宋名臣范仲淹对寇准的评价是：“寇莱公（寇准曾被封为“莱国公”，故史称“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左右天子”，的确是寇准在“澶渊之盟”时的做派。在许多具体的军政安排中，寇准常常违背真宗的旨意，史称“或违上旨”。等到有了盟约，寇准很得意，还对真宗说：“使臣尽用诏令，兹事岂得速成！”假如臣全都用陛下的诏令处理军政大事，和约一事哪能这么快做成？这话说得很“无礼”，但真宗本来就在这件大事上倚重他，把他做了主心骨，所以并不与寇准计较，不仅不计较，还被他逗笑，还很宽厚地赞许、慰劳了他，史称“上笑而劳焉”。
王安石曾有诗句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国家之所以到了神宗时还处于和平之中，没有战争，连王安石都很感激寇莱公。
考历来对寇准推演“澶渊之盟”的评价，我最为欣赏的是陈瓘之说。
陈瓘是徽宗朝的名臣，不为时局所容纳，一生颠沛流离。但他对史上故实往往有高妙见解，著作多种，其中一种为《论大事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佚名《宋史全文》等都引用了他的议论。关于寇准景德年间事，陈瓘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按：王钦若诋毁寇准，对真宗说寇准‘左右天子’实为‘孤注之计’。此事容当后表）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岚岢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兵将若此，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
陈瓘的意见是，寇准之所以敢于“左右天子”，是因为他明晓大宋实力，并天才地推演出可能的结果。因此，这不是后来被“奸臣”污蔑的“孤注之计”，而是沙盘推演之庙算决定。
王夫之论“澶渊之盟”
后来的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中，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谈论“澶渊之盟”中的寇准寇平仲，更雄辩地补充了陈瓘的看法。
王夫之的意见可以大略表述如下：
一、寇准在澶渊整日与杨亿等人饮博歌呼，固然无“戒惧”之心，导致王钦若编造了“寇准以陛下为孤注”的谗言，但这很可能不是“谗言”，而是王钦若等人的真实看法。
二、当是之时，整个宋廷，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寇准之所以举重若轻、饮谑自如，其实是对时局透辟认识之后，有所仗恃。换句话说：寇准知道大宋安全系数相当高，知道此役有必胜之条件。而王钦若之流，面对契丹“举倾国而来”，一开始惊魂丧魄，除了高琼、杨亿（事实上还有毕士安、王继英）之外，“皆巾帼耳”，所以阻止寇准主张一战和迫令真宗亲征的谋略，等到寇准大功已成，这才看到同样都是同僚，但智慧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于是有了妒忌其功的阴暗心态。在此背景下，又有人开始赞美寇准，说他能在紧要关头“以静镇之”。但这种赞美也几乎形同于矮化。“生死存亡决于俄顷，天子临不测之渊，而徒以静镇处之乎”？说“镇静”，如果没有“镇静”的资本，那是一定要误人家国的，如后晋时景延广自矜有“十万横磨剑”，所以很“镇静”对契丹开战，结果，后晋覆亡（事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当初谢安“镇静”，在山上与人“围棋赌墅”，那是因为他有“镇静”的资本：除了骁勇的“北府兵”之外，已经有各地名将撑持局部战役很久，所以谢安心里有数，故有淝水之战的胜利。
寇准仗恃的资本是什么呢？
推演“澶渊之役”事件的终始，考察它的虚实，就可以洞若观火。
现在据史料观察当初形势，契丹得到“三十万”就答应退兵，并不仅仅因为萧挞凛意外中箭而死，也不仅仅因为曹利用能言善辩，这些都不足以让契丹动心退兵。当初契丹大兵一动，紧跟着就来了“议和”的意见（虽然通过“贰臣”王继忠）；曹利用第一次谈判回来，契丹即派使者来见真宗。由此可见，契丹又要往前走，又要往后退，徜徉之间，并无决一死战之念，是可以判断的。
当初契丹灭后唐李从珂，是因为有石敬瑭为“内应”；灭后晋石重贵，是因为有杜重威、赵延寿为“内主”（事俱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契丹不能无内应而残中国，其来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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