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宋并无“内应”，也无“内主”（按：于此，愈加怀疑傅潜、王超“拥兵自重”“逗挠不前”的可疑、可怕）。寇准因此有内部可以仗恃的资本，他不怕。只要大宋内部不出石敬瑭、杜重威、赵延寿类型的“宋奸”，契丹最终奈何不了大宋。
但寇准还有外部可以仗恃的资本。他知道现在的契丹，不是耶律德光时期的契丹。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关节，那就是，耶律隆绪一朝因为有了石敬瑭过去割让的“十六州”（事实上只有“十四州”，瀛州、莫州，已经被周世宗“恢复”到中原），所以国人大多改用中原习俗，得志于穿锦缎、食膏粱，习惯于“恬嬉”之中。前辈战将如耶律休哥这样的人，已经不在。所以整体战力下降。但是他们看到大宋对西夏一直采用怀柔政策，不惜用绫罗绸缎等中原好东西贿赂西夏，争取和平；所以契丹认为：中原这些君臣，可以用“虚声恐吓”而得到西夏那样的好处。于是，就开始了战争威胁，但也仅仅是威胁，并不一定要死磕决战。他们带着“索贿之心”而来，结果能够如愿而去，“虏主之情、将士之志、三军之气”，都在这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中原各地“其攻也不力，其战也不怒”的原因。至于关南之地，也不过是能得到就得到，得不到就得不到。
对此，寇准已经将契丹看得透透的，“知之深，持之定”，道理在此。
三、但“兵谋尚密”，寇准不想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众人听。他知道，一旦将这些意见说出来，朝廷上必然就是一番“哓哓之辩论”。按他对大宋朝士之风多年的考察，他知道，那将是打不完的口水之战。所以，寇准独自将这一盘大赌局的“骰盅”操练起来，他像一个老千高手一样，一双透视眼，洞悉了赌局的秘密。此之谓体国之大臣的“密用”（可惜寇准后来没有坚守这类“密用”，结局有点惨，此是后话）。
四、甚至，寇准看得更深，纵横于这一赌局中的胃口更大，他要抓住契丹“不欲战之情”，而展开战略反攻，以此“反制”契丹。甚至利用“和议”，趁契丹撤退时展开大动作，“宁我薄人”，宁肯我对不起你了！事实上，从战争胜负视角考察，这一步棋，这一赌局，确有“必胜之道”。所以王夫之认为：寇准所谓“可保百年无事”，不是一句“虚语”，实在是因为既有内部仗恃的资本，又有外部仗恃的资本。也可以换一句话说：“澶渊之役”很可能是中原君臣“恢复汉唐疆域”的一次难得机遇。
内外可以仗恃的资本，在寇准那里，看得清清楚楚，但在王钦若之流那里，则形同一片黑雾。所以契丹忽然退去，“和议”签约，居然两国友好无猜，这都怎么一档子事？当时，寇准是怎么猜到这一步的？他们是想破头也理不出端绪的。所以说寇准“孤注一掷”，虽然是嫉妒，但也确实就是他们的浅见、短见，在他们看来，寇准的智商跟他们差不多，不过就是胆子大敢赌而已。天才与庸才的差异，那一片鸿沟，无法逾越。
寇准的“画策”
寇准试图与契丹决战的一步棋，陈瓘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他说：
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祸，亦景德之役误之也。景德王师一动而诛鞑览，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觇敌之不渡河。景德不战而和，欲和者敌也，遂使靖康坐视敌之深入而独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诏边郡无邀敌归，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敌人议割吾之三镇，而犹纵敌不追。其守不足以为谋，其和不足以为信，其纵不足以为德，准之言至是验矣。
在陈瓘那里，景德年间的“澶渊之盟”有功有过；其功在于让大宋安定和平百余年，其过在于，此一模式导致了“靖康之祸”。
景德时宋师一动而诛除萧挞凛，令契丹不敢过黄河，这就让百年之后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认为也可以坐守京师，寄希望于金兵不会渡过黄河，结果金兵过河进入汴梁。景德时不战而和，主动要求和的是敌人契丹，这就让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认为敌人金兵也可以提出和议并且也能长久。景德时和议成，真宗下诏边郡守兵不得截击敌人撤兵，昭示“大信”，这就让靖康时的宋廷有了错觉，金兵已经割取了宋土三镇，退去时，我宋师也纵敌不追。所以靖康年间模仿景德年间的“坐守”算不得成功的谋略，模仿景德年间的“和议”算不得圣贤的守信，模仿景德年间的“纵敌”算不得天朝的大德。
但陈瓘认为，这一切，本来可以不发生的，因为寇准早就看到了这一步。当初曹利用要到敌寨去谈判“和好”之事，寇准一开始不答应，并且有并吞来寇、包举幽燕之详细规划，史称“画策以进”。但真宗没有答应。寇准的“画策”是什么现在已不可详细得知，但根据史料留下的蛛丝马迹和真宗的沉吟回应，能够知道，寇准主战，很可能就是：可以“议和”，但要在“议和”之后，南北夹击；一俟聚歼契丹进入中原的二十万兵众，即可派出何承矩一部、杨延朗一部，乘其内部空虚，又无后顾之忧，径自跨过拒马河，由北境北上，直取契丹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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