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若一字损大节
在这一案例中，王钦若做成了“爱民”“仁政”的大功，但除了初心之“工具理性”令人看透他的人格面貌之外，还要知道，他的这个创意来源于毋宾古，也即他剽窃了他人的圣贤思想，以此邀功请赏。
果然，真宗对他“独敢为百姓伸理”的“大臣”之节操甚为赞赏，就要提拔他为宰辅，但当朝宰相王旦不同意。
王旦是大宋可与李沆并肩的一等一的名相，看人有洞察力。他已经知道王钦若的若干丑陋传闻，对他的“抢功”行径深恶痛绝，但他知道真宗正在信任此人，不便于多言，于是借助于“祖宗之法”对真宗说：“臣注意到，太祖、太宗两朝都没有用‘南人’当国参政。虽然树立贤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但也需要这个人确实是个贤人才好。臣为宰相，不敢阻拦抑制贤人，但关于王钦若，实在是有公论的。”
真宗这才没有过早起用王钦若，只让他做到副宰相——参知政事，一直到王旦死后，才得到大用，做成了执政。所以王钦若对人说：“就因为这个王公，我晚了十年当宰相。”
所谓“祖宗之法”，在宋代，一般指太祖太宗时代的习惯法。王钦若是临江军新余人（今属江西）。有一种说法，认为太祖时代有规矩：不得用“南人”为相。王旦的意见透露出：王钦若口碑不佳。
这个事实证明，真宗看不破他，但有人能看破他。
不但文相王旦能看破他，武将马知节也早就看破了他。
真宗喜欢作诗，有一次久旱不雨，忽然下了雨。真宗高兴，就写了《喜雨》诗（一说《喜雪》诗），有内侍送到中书和枢密，给文武两府官员看。
王旦为首辅，看到后，见那诗误用了旁韵，就装在袖子里，对同列说：“皇上这诗用错了一个字，应该改一下再给诸位看。”
王钦若已经看过，对王旦说：“这个字不改也通，不影响诗意，可以不改。再说，天子作诗，岂可以用‘礼部格’校对？”
所谓“礼部格”，指的是宋初礼部颁行的《韵略》，后世又称《礼部韵略》或《景德韵略》（因为颁行于宋景德年间）。该书是从隋代《切韵》而来的简略本，最初主要适用宋代的科举考试。
王钦若的意思是：天子写的诗，不可以用科举考试的韵格来界定。
王旦想想也是，用韵出入，多大的事啊，又不影响诗之意境，因此作罢。
但当天，王钦若就秘密地给真宗上了书，说那个字用错了，应该改一下。
第二天，皇上面带嗔意，责问王旦说：“朕前所赐诗，如果没有王钦若提醒，几乎就要被众人所笑。朕那诗误写一字，你们都看到了，为何不奏来？”
王旦度量大，遇有误解一般不解释，于是再拜后说：“昨天得到诗，还没有时间再看；有失奏陈，不胜惶惧。”
这一番话就是试图将这一件小事遮掩过去，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此不伤和气不斗闲气，帝国则可以继续平静运行。如果一认真，就要哓哓辩解，说得清说不清倒在其次，同僚间却会因此而生猜忌，下绊子，风起青萍之末，未免有莫测之凶咎。这就是王旦了不起的“大臣”之体。
诸公也有这类“觉悟”，认为不必为此而起争辩，于是一起再拜。但枢密使马知节不拜，也就是不认错，并且上奏说：“王相公本来要改那个字，但王钦若阻止不让改。现在王相公又不上奏辩解，真是宰相之器！”
王钦若就在这类小聪明的地方，损失了大节，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大节，只想抢功占便宜，似乎就不在乎他人能不能看透他。
他每次奏事，总是怀里揣着几个本子，但是他只拿出一二个估计皇上能批准的来奏，其余的都在怀里藏着。等到退朝出来，他就用自己的意思说自己怀里揣的这些奏章皇上都同意了。
马知节窥伺到他的“奸状”，有一次当着满朝文武质问他：“你怀里那些奏章何不都拿出来？”
后来的日子里，二人争执越来越多，最后同时受到了责罚，不提。
畏妻的王钦若
王钦若奉旨修纂《册府元龟》，此书成书后，一千卷，兼及经部、集部、子部三大门类，从“澶渊之盟”后真宗景德二年（1005）开始，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用了八年时间。此书另外一个修纂总管是北宋一等一的文豪、“西昆体”诗坛领袖杨亿杨大年。修纂中，像太宗当初每天要看一卷《太平御览》一样，真宗每天也要看《册府元龟》，一面督促进度。因此，每成一辑，王钦若就派出自己的亲信书吏向真宗进呈。如果得到真宗称赏，需要上书致谢，王钦若就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列；如果得到真宗批评、责问，王钦若就叮嘱亲信说这一章这一节是杨亿安排做的。他就这样规避责任，贪图功名，邀求恩赏。
事实上，用今天的交往理论和交往经验考察，他这个做法并不智慧，甚至不聪明，如此赤裸裸的目标诉求，稍有观察力，就不难识别。
杨亿就对此人从此知之甚深，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采用了“冷战”战术，不搭理。在馆中，如果遇到王钦若来，杨亿就起身避开，不与他对话、交接，在其他场合亦然，只要王钦若在，杨亿就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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