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为什么确信苏联不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时，我说，我认为我在署名为“X”的文章以及《读者文摘》的文章里已经阐述得足够详细了。我表示，克里姆林宫的所作所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此关注，也是我们眼下这些麻烦的根源，但我依然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基于对周边环境的严重错误估计，也是一个悲剧。他们没有意识到国际关系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基于敌意、怨恨和对抗，而只能依靠人类之间的自由联合，遵循“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原则……
晚上受邀参加国务院各部门官员的讨论会，向参议员介绍我们的情报工作，讨论大力发展情报工作的提案……我们的无线电广播现在面向的主要听众应该是那些听得最多的人，也就是统治集团内享有特权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向他们宣扬我们的美德，也没必要去争取他们的同情。他们都是冷血动物，双手沾满了鲜血，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想与这类人为伍。要想与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应该向他们的内心灌输怀疑、犹豫和猜忌，让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邪恶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怀疑领袖的智慧，怀疑其伟大事业的稳固性，怀疑同志和上级的忠诚，怀疑胜利的前景。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卑鄙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政治战争，而战争从来都不是令人愉悦的。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向苏联人传播思想，就必须做这种事。
● 8月23日
两年前，《北大西洋公约》尚处谈判阶段，我曾经起草过一份正式文件，反对将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任何国家纳入公约的保护范围。文中特意提到了意大利。我阐明如果吸纳了意大利，就意味着开了先河，接下来肯定会有其他更偏远的国家提出享受类似待遇的请求。如果没能满足这些请求，我当时写道，将会被解读成我们对相应的国家缺乏兴趣，还会被当作我们已经把他们“弃之不顾”丢给苏联人的证据。
现在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朝鲜战争中我们请求和接受土耳其地面部队的支援，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跟土耳其结盟，在它受到攻击时承担起援助的义务，这种义务比任何一个条约的条款都要庄重，都要严肃……不过，我看不出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得到什么好处……
● 9月10日，普林斯顿
来（高级研究所）的第一天……我走进自己的新办公室，透过玻璃窗望着远处的田野和森林，平静和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感觉我很久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 [12月］
12月1日，星期五早晨，波伦从巴黎打电话给我……
目前看来，国务院在制定对外政策方案时，参与决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对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具有深刻的理解。[53]波伦说：“我恳请你回华盛顿见见马歇尔将军，我知道他对你的观点非常重视，国务卿也在努力向他们强调真正应当注意的问题，而这些也正是苏联和中国做出反应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意见一致。”……
星期六下午，我接到约翰·戴维斯的电话，他受保罗·尼采之托向我转告，国务卿想让我回去一趟。于是我乘下一班车赶往华盛顿。自从9月离开国务院后，这是国务卿第一次邀请我去华盛顿。10月，我在华盛顿待过一天，同属员交流，但那次探讨的主题仅仅涉及和苏联谈判的一般性问题，与美国对朝鲜以及远东的具体政策无关……
12月3日，星期天，上午十点我到国务院报到……我和韦伯以及另外三四个人对朝鲜战场的局势做了例行介绍，形势还不是十分明朗。之后，韦伯跟我聊起来，起先还有两三个人在场，后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看得出来，他现在心烦意乱。他说，军方领导人认为从朝鲜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整个地面部队的损失。他们认为，我们大概还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最终能否有序撤退。如果届时决议仍然悬而未决，那么可能会发生一场大灾难，甚至全军覆没。他说决策正在讨论之中，主要涉及我们在联合国应该持什么立场，以及对明天上午即到访的艾德礼持什么态度。在与英国会谈之前一切都不会有定论，会谈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要与苏联直接接触，目的是最终促成朝鲜战场的停火。他说想让我分析一下现在与苏联就该问题谈判的前景。
韦伯离开办公室时，国务卿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回家用晚餐，我说我九点钟跟朋友还有个约会，但如果他不介意我九点前就告辞的话那我很愿意去。于是，我们就去了他家。没有佣人帮忙，国务卿和我享用了他夫人准备的简餐。饭前以及席间，国务卿长篇大论地谈他面临的问题。他从客厅那幅新的肖像画说起，说画家自称对国务卿面对各种尖锐抨击时的淡定自如大加敬佩，给他画像时也力图表现出这种性格。国务卿虽然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自嘲，但明显看得出来他感触颇深。他接着又说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有多么陌生，偶尔还会觉得好像华盛顿只有他一个人能充分体会到我们正处在何等严峻的环境之中。
星期一（12月4日）早晨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给国务卿写了一张便条：“从官方层面来讲，我只能就苏联面对各种可能性时会做出何种反应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但关于昨晚我们的讨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说出来。国际生活，其实跟私人生活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遭遇了什么事，而是他怎样去面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正因为如此，从现在开始，重要的就是我们美国人如何去面对国家命运这一次必将遭受的失败和灾难。如果我们能从容而高贵地接受现实，决心吸取它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么通过加倍的刻苦努力，就能变不利为有利，从头再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采用珍珠港事件的恢复模式，这样我们既不会丧失自信，也不会失去盟友，更不会最终失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实力。但是，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民众和盟友隐瞒灾难的全部真相，或者允许我们自己大声咆哮、乱发脾气或者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来寻求解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就会一落千丈，陷入无法挽回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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