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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日记_[美]乔治·凯南【完结】(119)

  4月1日,我去了华盛顿,礼节性地拜访了总统。前不久他刚刚宣布不再参加竞选[13],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轻松,态度也很友好。他说他很赞同我对苏联领导人行为动机及原则的分析,而且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打算引爆一场新的大战。他要求我经常地向他汇报情况,说他喜欢参考来自我们这些驻外代表的私人报告。除此之外,他再没有给我下达任何指示。

  第二天我宣誓就职,中午和国务卿艾奇逊单独共进午餐。他很亲切,但很拘谨;至于我的新职务,他说的话没有就我方政策底线给予我任何指示。

  接下来的4月3日,我在迪克·戴维斯(他现在是国务院苏联事务的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苏联大使馆,中午同潘友新大使(Aleksandr Panyushkin)及其顾问一起用餐,顾问的名字好像叫卡拉瓦夫(Karavaev),他们都很热情。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会谈,避开了时下那些让人痛苦的话题,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双方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府指示的问题上。潘友新自然提及了前天刚发表的一篇对斯大林的采访。斯大林在采访中再次强调他确信两个国家可以共生共存,同时也谨慎地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新的首脑会议未必会纯属徒劳。潘友新想知道,为什么美国方面没有发表类似的声明,我能肯定,他是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提出这一建议的。我有一种感觉,这两位外交官多少都被时下美国对他们个人及其政府的敌意折磨着。如果全盘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的极端敌意,或对近三十年来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遭受的所有限制和侮辱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出于人性——尤其是苏联人的人性——便不难理解我们国内目下的这种态度。

  过了几天(4月14日),我在纽约拜访了马利克先生。我发现他变得更加刻薄和讨厌了,不断地重复着大约一年前我们面谈时的那些陈词滥调。他断言美国的企业界渴望战争,并列举了一些新闻媒体频繁鼓噪的所谓“断然放弃军备重整就意味着新一轮大萧条”的论断作为证据。他也问到为什么美国对斯大林的声明无动于衷。我告诉他,我们不想让我国民众被含糊而笼统性的声明误导。谈话临近结束时,他说苏联政府正遭受威胁。“你确定,”我说,“你们的政府不希望受到威胁吗?”“当然不希望。”他回答。

  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思考我此次华盛顿之行的收获,以及苏联愿意与西方进行新一轮协商的种种迹象,我愈加对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对我下达任何明确指示或恰当的指导性意见而感到担忧,甚至对于诸如德国问题、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裁军会谈之类的现实问题,他们也没有向我表达一丝倾向性的态度。我只好打电话给奇普·波伦,安排在4月18日同国务卿以及他的高级顾问团召开一次会议。午饭后会议马上开始,但仅仅开了一个小时,因为国务卿三点左右还要去白宫赴约。我失望地发现,只有我在主导议题的走向,其他官员的脸上明显写着:“是你要见我们的;我们很给你面子,应你的要求大家一块儿来了;现在说说吧,你究竟想要我们干什么?”

  我首先分析了自己即将在莫斯科扮演的微妙角色,指出考虑到媒体对这次任命的大肆宣传,加之我先前在那里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在国务院中的地位,当然还有美国大使馆在当地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在莫斯科的任何言论都会激起有心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即使是针对其他外交官、记者或者访问者做出的答复,多数情况下也会被反馈给苏联政府;我的言论以及其他表明我观点的证据都会被苏联领导人饶有兴趣地反复咀嚼,也许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彻底弄清楚我们政府的态度,政府究竟需要我说些什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我又提到德国问题。从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只能总结出此刻我们的政府不想就德国问题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并希望尽量避免任何与此有关的讨论。眼下,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谋求抢在莫斯科的介入导致事态复杂化之前,与西德政府签订新的协议,完成欧洲防务协议的签署,从而“落袋为安”。我说,这种形势让我非常担心,根据苏联人最近一个阶段的言行,我认为他们极有可能会给我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就是提出以下问题:“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的建议,那就请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及全世界,对于德国统一问题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们应该明确表达我们同意统一的条件,但同时应该说明,我们绝不会因四方会谈而对西德协议的进程施加任何阻碍。可我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周内签署上述两份协议,否则我们的整个欧洲政策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我们不要去做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关于朝鲜问题,我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想要的仅仅是结束战争,然后在最终停战线上派驻少量的驻防力量,此后如果朝鲜违反规定,那就依靠大规模战争来制裁。我随后指出,这一思路存在一个明显问题:“这场大规模战争是对抗谁的?”我问他们,我们是不是不愿意让苏联以负责任的伙伴身份重返朝鲜。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看得出来,政策还未涉及那么远的问题。因此我只能推断,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哪个共产党政权应对朝鲜负责的问题上,我们政府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样做至少有利于维系目前与苏联政府的关系。至于我方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以及我们在对日和约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僵化之处,我只字未提,因为我知道,即便拿出来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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