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四十五个小时就到美国了，我根本没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把时间都花在和船长打乒乓球，以及从船的一边跑到另一边，看看是否有其他船只出现上了。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也许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不过我缺乏意志力，难以集中精神，必定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
● 9月8日，读书杂记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从布尔斯廷书中的描述来看，他似乎从欧洲与北美殖民地的对比中获得了满足，似乎感觉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积极创新所带来的收获远远超出了因忽视欧洲传统而失去的东西。然而，读着他的书，我眼前却浮现出这样一幅悲哀的画面：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诗歌毫无艺术性和审美情趣可言；人文知识，科学见解，报纸杂志，一切都是如此浅薄；粗放的破坏性的农耕方式，自私、顽固、短视的防务意识，完全把防务问题（整体性防务，而非区域防务）留给英国人去解决。
一个对待文化遗产如此随意、如此偏颇、如此自轻自贱的社会，发现在当今时代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立足世界是很困难的，这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实际上，在整个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就人们的状态来说，其发展历程是退化而非进步了，它削弱了殖民地居民原有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规则，愈趋孤立而不是全球化，背离而非遵循了欧洲的文化精髓。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督徒”，他相信原罪说，相信如果人类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将会导致罪恶的发生。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趋势，同时也警告民主国家不要被骄傲自大所蒙蔽。凯南认为尼布尔与他意气相投。我们尚不清楚凯南阅读的是哪一本书。1960年，尼布尔再版了1932年首次出版的《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伦理学与政治学研究》（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以及1944年首次出版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对民主的辩护与民主传统防御的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阅读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书稿的感想我思考的是基督教道德与政府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把身体机能和本能作为标准与政府过程做比较。身体机能与本能存在，而且是必须存在的，这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是上帝赐予的，只要我们活着就是有机生命伟大生物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忍受身体里每天发生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羞耻感；为了保护我们的肉体免受危险和伤害，为了通过繁衍达到生命的永存，我们应该庇护那无法抗拒的本能；我们精神建筑的中心应该竖立着本能的冲动。弗洛伊德说过，如果本能冲动的要求被忽略，我们会自食其果。
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不好也不坏。不好是因为我们与最低等的野兽——可能还有植物——共同享有这一特征：它不过代表了这个星球上有机生命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而已，这个发展过程似乎并没有好的结构；实际上，就人类而言，这一发展似乎更趋向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毁灭。从我们自身的反应来看，这种特征不仅让我们有失体面，而且常与精神上追求卓越的特性发生冲突，只能与基督教的仁爱要求妥协，而永远不能和解。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不算坏，因为身体机能与本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忍耐，这种忍耐实际上是努力实践基督教美德的前提条件。坦白地说，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尽管这是人类困境的一部分，而非基督教教义得以体现的特别途径。实际上，基督教教义只能在与生理需求的冲突中有所实现，只能通过牺牲身体的这些本能需求，只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或克服本能才能实现。我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彻底拒绝或者克服就意味着需要我们完全摒弃人类的天性：简而言之，就是只能自杀……
就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来说，政府运行过程与身体机能和本能有本质上的差异吗？政府过程涉及的也不过是人类身体以及自爱方面的要求。不管这个国家致力保障的是秩序还是正义，都是如此。国家作为一个机构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服从，从短期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自私的要求，但是从长期看，它最终能确保更好的结果。盗窃被禁止，因为消灭了盗窃行为，人们就会更加富足。换句话说，国家做的事情原则上正是基督教要求每个基督教信徒做的：它反对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自私自利、无法无天和野心勃勃的倾向。当然，国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体现基督教的教义，国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才规范和限制个体行为的。国家反映的是一些人出于仁爱而对另一些人施加权力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建立的基础的确就是属于身体本能范畴的自爱。另一方面，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偏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禁会问：这种偏爱的来源是什么？是基督教的仁爱吗？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国家对秩序的钟爱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制造武器和发展通信手段方面，人类表现出让人惊讶的创造天赋，这种天赋毁掉了原始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让原始国家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只是一种反映了人类渴求物质安全的表达形式，只是这种表达更复杂，更加与时共进。我再次强调，正如基督耶稣所展示的那样，本能需求并非基督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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