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总统选举结束快两个月了，我还没有从华盛顿的人或者新一届政府那里听到任何消息。跟1952年11月到1953年3月那几个月一样，毫无动静。同时，外交事务领域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任命已经完成，要上任的大多是我的朋友……新闻报道中没有提我一个字。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算现在给我提供一个职位，也能明显看出在新政府成员的心目中，我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信任。
圣诞假期的这几天里，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这种情况的蕴意。毫无疑问，我遭遇了双重失败。作为公职人员，我已经失败了，福斯特·杜勒斯说政府并不打算用我，这倒不足为证，但是连朋友们也对我敬而远之，这就明白无误了。作为公众人物，我也失败了。八年来我写文章、做讲座、发表演讲，就时事阐述自己的观点，到头来，不仅这些观点没有赢得信赖，而且也没有人为新政府的外交事务中没有我的职位或声音而公开表示遗憾。或许，新政府没有任命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可以用艾奇逊的影响来解释。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新闻媒体对我的漠视。对此，我只能归咎于自己。
[已经当选总统但尚未正式就职的肯尼迪邀请凯南和他一起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赴华盛顿。］● 1月10日四处打探之后才找到肯尼迪先生乘坐的飞机，我登上飞机，坐下读报，直到他出现。
飞机起飞后，他来到主舱，在我旁边坐下，点了午餐，然后我们一路聊到华盛顿。
他告诉我，近几周来苏联方面通过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与他进行了多次接触。为了中止这些非直接接触，他已经要求布鲁斯[1]与缅什科夫会谈，看看对方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他给我看了布鲁斯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其中附了一份无署名无抬头的文件，缅什科夫在里面陈述了据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所有迹象都显示该文件是由赫鲁晓夫办公室起草的，并没有咨询更多人的意见。与缅什科夫本人的风格相比，这份文件显得更加强硬无理）。两份文件都强调了协商的紧迫性，并特邀美国就举办峰会一事交换意见。肯尼迪先生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应该如何应对。
我跟他解释说，我认为克里姆林宫有两大阵营，算不上界限分明但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一方完全不在乎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无须任何协商就能成功地干掉我们；另一方则不愿意彻底放弃沟通的桥梁。我觉得缅什科夫先生的陈述（里面特别提到了他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2]保持联系）表明，他个人是代表第二个阵营说话的。另一方面，这份书面文件可能并未咨询更多人的意见，因此措辞颇为强硬。我对肯尼迪先生说，他无须对这份书面文件做出任何正式评价，也不必给予任何具体的回复。至于缅什科夫和他的敦促，我说，如果我是肯尼迪，就不会在就任之前给缅什科夫或赫鲁晓夫任何答复。这些人无权以这种方式对他指手画脚，他在正式上任之前也没有义务与外国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至于就任之后，我倾向于，给赫鲁晓夫一封私人密信，告诉他，如果贵方真有诚意与我们探讨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主要分歧，包括裁军问题，我方会给予积极的建设性回应。但是谈及峰会的提议时，提出会晤的一方应首先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能在更低层次和更常规的会议上得到解决。最近有一些人在莫斯科和北京散发的反美宣传资料上署名，不管怎么说，都很难想象一名美国总统与这些人会晤。我反复重申，信件内容要尽快成稿刊发，以免苏方公开或由其他渠道泄露出去……
他问我为什么认为赫鲁晓夫急于举办峰会。我说我感觉他的地位有所动摇，并解释了个中缘由。我认为莫斯科当局确实迫切希望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接下来获得核能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切。我认为，赫鲁晓夫仍然想按着自己的行事风格、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相关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以这样的方式改变他日渐衰败的政治命运。
肯尼迪参议员说他正在考虑对外政策小组的人选。他想知道是否应该在自己身边设立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不代表其他任何部门，只对他负责。他说他不想只听取来自一两个人的几种特定类型的建议。腊斯克[3]已经找他谈过，我们对老挝可能进行干涉。这样的重大决策应该更加广泛地听取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他不想走杜鲁门先生的老路，后者只有一位外交事务顾问，就是艾奇逊先生，杜鲁门完全依靠艾奇逊的建议。
我说那正是长久以来我一直强调的：总统应该拥有自己的智囊团，不该完全依靠各个部门和机构提出的建议……我详细陈述了马歇尔将军对政策规划室地位和功能的看法，并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规划室对马歇尔将军来说很有价值。[4]我强调，基于上述原因，肯尼迪先生拥有自己的智囊团非常重要，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协助他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在为他提供建议时，无须对任何机构负责，亦无其他动机……
我们还探讨了驻外事务处和国务院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认为这两个部门的人员都过于臃肿，因此，凡是做事不认真和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员都没有理由留任。我觉得，放眼全世界，我们正处于自去年春天以来就已经严重恶化的形势中，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对世界上每个地区，都需要我方就政策和前景做出仔细的论证和最为谨慎的评估。这一切都需要积极的、不拘一格的重新考量。我认为国务院和驻外事务处之间的交情和共同利益过于深厚；政府部门从上到下都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和更健全的管理。谈及这方面，我又回到刚才谈论的通信隐私问题，对于向新闻媒体透露消息以及与之联络的行为，我认为必须加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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