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Bundy and Bundy， interview with Gaddis， December 6， 1987， p. 34， box 1， Gaddis papers. See also Dilworth， interview with Gaddis， December 6， 1987， p. 4， ibid.
[67] Bundy and Bundy， interview with Gaddis， December 6， 1987， p. 35， ibid.
[68] Kennan to Jeanette Kennan Hotchkiss， December 31， 1934， box 24， Kennan papers.
[69] Kennan， interview with Gaddis， August 25， 1982， p. 6， box 15， ibid.
[70] John and Patricia Davies， interview with Gaddis， December 7， 1982， pp. 9-10， box 1， Gaddis papers.
[71] Gaddis， in his interview with Ullman， September 30， 1987， ibid.
[72] Grace Kennan Warnecke，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30， 2012。
[73] Bundy and Bundy， interview with Gaddis， December 6， 1987， p. 1， box 1， Gaddi papers.
[74] Ibid.， p. 11。
[75] Ullman， interview with Gaddis， September 30， 1987， pp. 13-14， ibid.
[76] Kennan， interview with Gaddis， August 25， 1982， p. 3， box 15， Kennan papers.
[77] Ibid.
[78] John Lukacs （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orge F. Kennan and John Luka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137。
[79] Bill Riley，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18， 2013。
编者说明与致谢
除了二十本书和成千上万封信件、演讲稿、外交电文和政策备忘录，凯南还手写或用打字机记录了将近五英尺厚的日记。本书的读者有必要了解，我从将近两万页文稿中精选材料时所采用的标准。尽管凯南认为他的日记是私人的而非政治性的，但他确实在其中讨论了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在1944年—1945年、1949年—1950年期间。除此之外，整部日记还包含了对美国外交政策总体方向的评论，这些批评往往很尖锐。我基本上将日记中所有的政治评述都收入了本书，仅仅省略了一些重复的细节以及仅有极少数专业人士才感兴趣的评论。总的来说，我把凯南最生动的散文都收入书中，透过这些富有代表性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凯南多姿多彩的经历、情绪和所思所想。如果说我忽略了日记中某些话题的话，那就是凯南船长在斯堪的纳维亚海域驾驶他喜爱的“纳加维卡”号和“北风”号航行时所记的航海日志。
在本书中，未采用的原始日记段落内容以省略号标记。曾公开过的日记相关内容中，未采用的材料则未以省略号标记。编辑过程中，我简化了凯南偶尔使用的特殊标点符号，并修改了几处鲜见的拼写错误，此类修改未做标注。他用俄文或德文书写的字句段落都用脚注予以注明。
我非常享受整理编辑这本日记，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荣幸地认识了凯南夫妇的儿女们。格蕾丝·瓦纳克跟我分享了往事以及她那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冷战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Cold War）。琼·凯南非常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她珍藏的家庭照片。一如格蕾丝和琼，克里斯托弗·凯南热情地邀请我去家中谈论他父亲的生平。温迪·凯南也跟我分享了她的许多回忆。比尔·莱利、玛丽·艾奇逊·邦迪和苔莉·布拉姆雷（Terrie Bramley）与凯南交往多年，也提出了他们的真知灼见。马库斯·帕杜尔奇克（Marcus Padulchick）为我详细介绍了凯南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情况。许多年以前，我聆听沃尔特·拉菲伯的精彩讲演，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凯南的重要。
若没有普林斯顿大学希利·马德手稿图书馆的凯南日记出版计划咨询委员会（Kennan Diaries Project Advisory committee）对我的信任，我自己无力承担本书的编辑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理查德·埃默曼（Richard Immerman）、丹尼尔·林克（Daniel J. Linke）、保罗·迈尔斯（Paul Miles）和布雷德利·辛普森（Bradley Simpson）。理查德·埃默曼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向我提出了诸多忠告；约翰·加迪斯对我提出的问题予以慷慨的回应，并通读了序言；馆员丹尼尔·林克不遗余力地为我提供帮助，为出版之利调动了马德图书馆的各种资源。图书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如阿曼达·派克（Amanda Pike）、阿德利亚娜·汉森（Adriane Hanson）、克里斯蒂·卢茨（Christie Lutz）等，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马里安·泽拉兹尼（Marian Zelazny）和图书管理员玛利亚·图克（Marcia Tucker）、克里斯汀·迪贝拉（Christine Di Bella）和艾丽卡·摩斯纳（Erica Mosner）也为我提供了帮助。感谢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詹姆斯·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汉娜·古尔曼（Hannah Gurman）和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对凯南日记出版计划提出热心的建议。迈克尔·卡伦（Michael Cullen）也对我帮助良多。感谢编辑过程中承担文字录入工作的达拉·霍尔（Dara Hall），以及承担翻译工作的科斯尼娅·塔塔尔琴科（Ksenia Tatarchenko）、玛西亚·申克（Marcia C. Schenck），感谢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也为日记的出版做出了贡献，他的干练和职业精神让人钦佩。此外，德雷克·麦克菲利（Drake McFeely）富有价值的建议、玛丽·巴布科克（Mary Babcock）的编辑润色以及杰夫·施里夫（Jeff Shreve）的躬身奉献和明智判断都让我感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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