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应该试图从事教学工作或者与学生接触，因为他们想从我身上获得的是我最不想给他们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如他们所愿：从个人的角度，针对当前的时事，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他们随意提出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在学科范围内，当然我可以授业解惑，但我首先希望能有一段时间来做必要的准备，而我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允许我实践自己教学方式的环境。我在校园里现身引发的是别样的期待。我的声誉如影随形，像一个必须佩戴的面具，这面具如此迷人，以至于没人对面具之后真实的我感兴趣。我不介意教历史，但是我发现学生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兴趣。说实话，我多少也是这样，多数时候都是从关注个别细节之处开始，然后对某些人物感兴趣，抑或是好奇即将揭开的秘密（例如《希森文件》[17]），我年轻时，也只有在想要追寻问题的答案时才对历史发生兴趣……
理想的生活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不用担心财务压力，不用为制约美国人生活的应酬而发愁，不用去纽约，也不用顾及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更不用担心汽车的修理和保养问题。我应该去林荫小径上漫步，有时一个人，有时有人陪。最好有那么一位可以陪在身边解解闷，又不至于令人劳神的女士。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事吗？或者说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割舍。我真的有勇气放下吗？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我多年来宏大的抱负和愿望？它们已经深入到我生命的每一个毛孔。放下就意味着我要背负内心的悲伤、回忆，意味着我要认识到生活可悲的极限，意味着我要时刻提醒自己眼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依赖你的人，你对自己的生活和观念、曾经的失败、备感内疚的极度懦弱行为、待人的不公正、或许暂未发生但确将发生和必然发生的悲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句话，生活根本就是一场悲剧。认识到这些肯定会让你动了怜悯之心，这必定是你生活中要背负的一个残酷的重担，它会减慢你的速度，放缓你的语速，染白你的头发（其他事也会让你变得两鬓风霜，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明显）。
我有力量坚持下去吗？原本乐观明朗、充满希望的我，在未来生活的每个时刻里都要如坐牢笼吗？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退休生活会不会让我身心衰退？我常常说，过了六十岁的人，如果不想变得了无生气而有失体面，就得遭受身体的苦痛或者其他苦难。
身体的苦痛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其他苦难呢？对我而言，过去一两年来承担超负荷的办公室工作，这或许增强了我对休闲和消遣的迫切渴望。处于我这样一个位置上，一种更平静的生活方式能否让我更轻松地面对生活强加给我的自我否定呢？
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海拔高度在下降，我无法辨别绵延在我们下方的海岸线（因为航线看起来不太对头），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
[白宫官员希望利用国家文化精英的声誉来装点约翰逊政府的名声，他们提议举办白宫艺术节。但是，此次活动却因高调拒绝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和其他几位诗人参加而受到影响，这些诗人反对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以及武装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新上任的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主席，凯南感到自己有义务出席这次艺术节。他自己承担差旅费返回了美国。凯南修改了发言稿中的一段内容，表示抗议的艺术家有权参加艺术节。］● 6月14日到了华盛顿，没人来接我。肾结石让我走起路来很费劲。看起来机场的行李员数量不足，我费力地拉着行李，打车去了达科之家（DACOR House）[18]。换好衣服，然后出发去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重新写了两段演讲词，内容有关于艺术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然后上楼吃午饭。
我坐在主持人身边……约翰逊夫人坐在演讲台的另一边。古德曼[19]说我新写的两段演讲词会冒犯总统，我问道：“我们是他的正式嘉宾吗？”古德曼说是的。因此，我决定略去这部分内容。
午餐之后，我发表了演讲，尽管音响非常差，但是演讲的效果非常好，约翰逊先生似乎很感激我没有提及政治内容。
午饭后：与新闻媒体迅速沟通省掉的两个段落。然后去白宫观赏音乐节目：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演奏，演唱者是罗伯塔·彼得斯（Roberta Peters），节目非常好，让人莫名地感动。
随后返回达科之家，换好衣服，感到非常疲倦，又出发赶往杜勒斯国际机场。我欣赏着航站大楼，帐篷一样的楼顶漂亮极了。等了两个小时之后，登机前往伦敦。
[多年来，凯南一直想重访苏联。在确定1952年苏联外交部的驱逐令“不再有效”后，他和儿子踏上了苏联之旅。[20]］● 6月21日，布达佩斯我们乘坐的苏联卧铺列车非常干净，也非常漂亮。再次听到一门自己会讲的外语，感觉真是好极了。
火车晚上七点发车，整晚都在粗糙的路基上咔嗒咔嗒地高速行驶，一路高低起伏不平，这种颠簸终于让我的肾结石发出了抗议。我们所在车厢的列车员来到包间看望我并询问情况（后来她解释说：“从您的眼神里能看出您身体不舒服。”）
午夜时分，边境检查站的第一次入境检查就把我们弄醒了，这样的检查接下来还会有好几次。我估计当时是凌晨一两点，我们在苏联边境车站下车，兑换卢布，出示旅行文件。等我出来时，火车开到了别的位置，工人将车身下的标准铁轨拆除，换上宽轨。随后，我们再次驶入夜色之中。列车穿越喀尔巴阡山时，我和克里斯托弗一直都在睡觉，醒来后列车正穿过利沃夫（Lvov）南部丰饶的加利西亚平原。到达利沃夫的时间大概是上午十一点（由于时差关系，我们的时间延后两个小时）。接下来列车一整天都在穿越西乌克兰的广袤土地，强大的柴油机车行驶在铁路上，比起我早年在莫斯科任职时期的机车有了极大的改进。我们按时抵达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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