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克里斯蒂安桑
从表面上看，挪威虽然不像美国那样发达，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典型的技术革命现象在这里都能一览无余……
人们总想知道这一切将带来什么。最大的可能是给人类的物质文明带来不安全感，因为现在的一切都依赖发动机燃料和电力供应。如果没有这些借助能源驱动的机器，人类就会变得非常无助，无法照料自己。要想过上独立而安全的生活，必须掌握的技能是：农业技术、捕捞技术以及一旦机器发生故障可以自保的各种手工业技术。但是，这些技能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被彻底遗忘了。几百年间曾在各种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役畜现在也消失不见了。你可能会想，一个开明的社会应该保存这些技术和牲畜，至少是小规模地保存，就像18世纪的手工艺在威廉斯堡得到扶植一样，至少提供一个能回归更原始和更传统技术的核心动力。尤其是挪威这样的国家更该如此，如果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这里的自然资源几乎无法满足正常的需求。可是，不，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人这样做，人们对先进技术所依赖的精细劳动分工有着坚定的信心，对这种分工在很大限度上所依赖的西方发达世界的政治稳定性，也有着坚定的信心。
● 8月13日，赫尔辛基
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我性格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点在挪威这个地方都体现得不是很明显。这是为什么？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挪威人拥有令人赞叹的个性，但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点反而值得赞扬），他们很少在意思想的敏锐和精炼。或许他们对表演技巧不感兴趣（这一点不太值得赞扬），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就是一个演员。
尽管如此，在其他地方，我都不曾像在挪威这样，感到这样默默无闻，这样不受欣赏，这样碌碌无为。
● 8月19日，自克里斯蒂安桑赴奥斯陆途中我仍在担心自己的职业问题，就像一只狗担心嘴里的骨头一样。近日，我一直纠结于这样的疑虑：我能否用最坚定的意志、最严格的戒律，让自己从眼前的事务中抽身出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不仅要对很多杰出人物表现出无礼和不敬，引起众多人的疑惑，遭受到多方的误解，还要牺牲我的个人和社会生活。这是我和安娜莉丝不得不承受的结果，会有一些失望，甚至从某方面来看，也会让孩子们的生活徒增艰难。无论怎样，我也无法过上正常的学者生活。我过去的“形象”就像一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作为历史学家被人接受的愿望很可能难以实现了。我不能应邀去校园做学术讲座而不探讨时事问题，因为这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和失望。我无法在访问外国首都时不被“发现”，不被采访，不被邀请出席记者招待会，会见公众人物。甚至他人对我的殷勤招待，也是基于我对国际事务的关注。
但是，如果我的推理成立，那么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协调这种现实与我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身份？第二，如果接受了这个似乎命中注定的角色，即探讨公共问题的意见领袖，那么我该如何塑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我越去探寻这个问题，就越回到这个结论：学者生活是我唯一的选择。
首先，我敏锐地认识到，比起其他任何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这一点在当今的时事问题领域很难找到。你会无数次被推到类似希腊戏剧合唱团的角色上，只能用几条评论给你自己无法直接影响的系列事件充当协奏而已。还没等你详加阐释，你要评论的主题就失去了时效性和新鲜感。你要不断地奋勇前行，跟你的时间和精力做斗争。你会获得小小的使命感，小小的满足感。
想到这些，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和麻烦的境地，我对自己说：看看你的才能被肢解成什么样了，你被置于什么样的尴尬境地了，我的朋友！……
我在机场进行了更多的反思。
一想回到家后的情景，我就闷闷不乐，不仅要承担数不清的无望的工作和职责，还要认识到个人的失败，同时又无法克服这些失败。我生来言行举止有欠成熟，多嘴多舌，人家盛情款待的美酒我无法抗拒，面对美色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这一切都让我愧对剩下的岁月，限制了我在余生再做一些积极的贡献。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能改变多年固有的习惯吗？很多人都试过。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试过，托尔斯泰试过，但很少有人成功。当然，如果想成功的话，需要承受最残酷最艰苦的意志考验。前些年的经验告诉我，我没有这个毅力。当然，这就意味着在我人生最后几年里，得不到任何满足感和成就感，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但是什么代价不沉重呢？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一些小小的满足感，其中还夹杂着无趣和极端的绝望。
我是一个人待着好，还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好？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当然两种情况都是必要的，每个人都会游走在两者之间，两者都不能走极端。但是在我看来，在与别人的直接交流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我付出的总比得到的多。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让我感到筋疲力尽，让我厌恶，让我对自己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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