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4日
这个星期真是让人难过到了极点:伊朗陷入全面革命[61],五角大楼一方面坚信他们可以继续向伊朗倾销武器,另一方面又疯狂地试图转移或者隐藏那些已经(不明智地)卖给伊朗的尖端武器。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又鲁莽地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中国人的幻想之中,坚信有一天,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让中国人爱上我们。就我们运送给伊朗人的秘密武器而言,我痛苦地回想起,就像我两年前在无人问津的书中[62]所写的,你可能知道你把武器卖给了谁,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们最终会落在谁手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想不到这一点的人们还要寻找借口吗?
……不管怎样,我必须让自己正视这一痛苦的现实:过去三十年里我的所写所说,常常超前于我生活的时代,当政治和新闻机构好不容易才形成相同的观点时(有时候已经太晚了),每个人都忘记了是我先提出这些观点的。我发现能像我这样一直准确预言时事发展趋势却未能产生什么影响,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 2月23日
国际事务中具有威胁的重大事件: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受到攻击,美国大使在阿富汗被杀,中国出兵越南,原油再次涨价并出现短缺。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政府的表现遵循了美国政治最糟糕的传统:几乎只关心国会的意见,完全不在乎行动带来的外界影响;只在乎强硬派的观点,所以才会有大量浮于口头的虚张声势。这些都只迎合了国内的听众,完全不在乎对外影响。我们在一天之内向莫斯科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许进攻沙特阿拉伯(莫斯科从来就没想这么做);向北京发出警告:不要进攻台湾(中国人更没那么想过)。之后,我们又义正词严地警告苏联不要干涉伊朗(我们自己却干涉了整整二十年)。综合以上所有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就算兵力多于目前的这二十多个师,也无法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将动用武力。
● 4月18日,华盛顿
我出席了东西方协调委员会董事会(Board of the committee on East-West Accord)的会议……观看了一部简短的纪录片,片子强调了核爆炸后果的严重性。该片没有党派倾向,公道理性,实事求是……
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他们的活动多半比较单纯,不过考虑到这一切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而他们反对的派系在这场斗争中势头正劲,就难免为他们感到一丝的悲哀。我对自己的会员身份尤其是董事会的职务,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不管本意有多好,我都不想让我的观点跟任何群体的想法混为一谈。但我担心,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会泄气,他们是美国唯一致力于平衡和改善美苏关系的组织,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 5月4日,普林斯顿
我和安娜莉丝在研究所与斯维特拉娜一起吃午饭。斯维特拉娜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正常,但是说起她自己时,却有所保留,沉默寡言。只有上帝知道她那复杂的情绪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识到,很多问题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 5月30日,哥本哈根机场
我认识到自己对公共事务所做的评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价值,还能为乐意倾听我的人做点儿什么,我想到了以下几点:1)关于苏联问题,我是最早摸清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本质的人之一,或许这种本质恰恰是唯一能解释其残酷与弄权的理由。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犯下的错误,只有我一个人指出了,我们不要期待与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2)在评判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使关于常规武装力量价值和作用的既有思维和准则失去了意义,我是为数不多最先明晓这一点的人之一。
另外,我们采用并且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不仅阻碍了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重大进程,而且造成了核武器在其他大国的扩散。[63]
另外,核武器的使用加剧了非理性的企图,因为战争的常规目标不是发动盲目或无效的打击毁灭他人,而是有效地影响其他政权的行为,仅仅依靠毁灭对方的民众并不能取得胜利。
3)我凭借一己之力(向完全不了解情况也对此不感兴趣的民众)指出,对于那些生活在政权压迫下的人们,我们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帮助他们或者破坏其政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政府会找到合适的手段,利用我们的援助,从中谋取好处,而且它也懂得如何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统治的损害。如果采取这样的经济手段,我们将经常沦为被指责的对象。
我也指出,从整体上看,对外援助很难给外国民众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生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例如接受援助等,在让大多数人受惠的同时,必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这就导致如果从外部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肯定会招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憎恨。
4)关于一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已指出,(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每个统治者、每个统治群体都有两种特质。作为外交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时,这两种特质会相互冲突:一方面,他们可以被当成整个国家的代表,是整个国民利益的托管者、阐释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竞争者,代表了国内某一党派的利益,反对敌对党派的利益。因此,存在着两种模式的动机,当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它们有时会彼此抵牾。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要求一种行动方案,掌握国内大权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套方案,有时候两者会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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