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柏林墙倒塌，凯南感觉自己不堪重负，不是因为被喜悦所淹没，而是因为各界请他就此发表评论的压力令他难以招架。尽管他不愿意放弃对公众发言的机会，但还是希望能够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他正在思考继续撰写“一战”前法俄同盟史的第三卷。］● 11月14日，普林斯顿在我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断近两年后，这两三个星期以来，我终于摆脱了日常的烦事杂务，回到书桌旁。几天来，我都在研究所的图书馆埋头于历史研究。
我喜欢这种感觉，每分每秒都开心愉快，我真的是乐在其中。但这是一场战斗。过去种种繁杂琐事的羁绊一直压在我心头。在图书馆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必须摆脱这种羁绊，抓紧时间是一门绝技。在东欧，尤其是德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使我压力倍增。[47]我孤注一掷、几近绝望地挣扎。伊丽莎白[48]打来电话，觉得必须打一场漂亮仗，甚至比我还坚决。电话铃一整天都在响，请我做评论，参加电视访谈，撰写文章，发表声明，等等，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 11月15日
好吧。同意了，他们赢了，我失败了。我被打败不是因为缺少实力或才华，而是被总统幕僚的势力打败，他们对严肃的事情几乎没有兴趣，在他们的标准中，“速成品”远比持久的努力有价值，情绪化的反应远高于思考，想象远高于现实。他们想要的是表演者，而不是学者。他们的权力无处不在，即便在高级研究所内的电话另一端也是如此，在我这个位置上，无法反抗，除非以将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家人卷入真正的暴力作为代价。
那么，此刻我们该往何处去？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普林斯顿大街上，孤独地走了很远，努力思考问题的答案。我想了很久，我能够看见自己以这里为起点，漫无目的、心烦意乱地在生活中四处徘徊，顺其自然，观察琐事并自得其乐，不时记下我的观点——主要是为了这本日记，我无所期待，无所指望。
然而，仔细一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或者那样的请求需要我做出回应，我必须选择。但是，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事情本身就没有意义，又如何从中进行选择？
● 11月18日
我接到华盛顿的电话，大意是总统想召见我以及其他三位前驻苏联大使，电话时间是星期五（昨天）下午两点。
就这样，我坐上熟悉的列车前往华盛顿，准时到达白宫（多亏上帝恩典，因为美国铁路公司的车晚点了近半个小时），碰到了以前的老同事托马斯·沃森、亚瑟·哈特曼和马尔科姆·图恩。[49]我们被领进椭圆办公室，总统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一同参加会议还有四五个人，我认识其中三位，分别是国务卿、副总统[50]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名字总是在我嘴边，老是记不起来。不过，噢，对，现在想起来了，应该是布伦特·斯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接下来大家各抒己见，包括我自己在内，阐述的观点既没用又琐碎（但是，我这样做是事出有因）。
布什先生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你跟他交谈，他很谦恭，无拘无束，话不多但公道，富有魅力。等你离开后，他对公众讲话时丝毫不受你的影响，虽然他之前似乎毕恭毕敬地倾听了你说的话。无论如何，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尽管活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看到晨报上他演讲的内容，我想他哪怕读到我上星期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或者对我昨天所说的话留下一丁点儿的印象，都不会在演讲中说出那样的话。
● 11月23日，感恩节
我感到有必要说说自己过去一个星期来的变化，这是一个不甚愉快的变化，我想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怎么描述呢？不光是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步履不稳，等等，还有情绪上的反应，心绪难以平复，总是感觉不耐烦、易怒，其他时候则陷入莫名的忧虑，我感觉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反应和行为。
啊哈，我对自己说，这是衰老来临了。但是，这就带来了相互矛盾的问题和思考。如果你能觉出衰老将近，那么你是真的衰老了吗？或者说当你觉察出你处于衰老状态，却无法控制衰老的各种表征，你就真的衰老了吗？哎呀，恐怕我感觉到了。
这类行为说明了什么？
我建议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幅度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参加大规模集会将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
● 11月29日
虽然竭力避免，但我还是感觉到生活中那些隐秘的羁绊在日益加重，而我越来越无力应对。当前的重大事件更加重了我的这种负担：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脱离共产主义统治（对此我的兴趣不大，但是相关报道铺天盖地，新闻界的各位先生都兴奋异常）。此后的两三天里，布什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在马耳他附近的军舰上开会。因此，这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都是采访我和邀请我露面的。这些请求我都婉言拒绝了，只接受了一个特别的邀请：明年一月再次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或许，我不该接受这个邀请……但是，我可能是他们相信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想，或许有那么几件事我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就这样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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