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3日
周末基本都浪费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贝克尔先生、埃德伯格先生和麦克恩罗先生[51]打网球。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崩塌，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布什先生在地中海要地马耳他举行会议。我之所以没太留意这次会议，是因为过去两个星期来健康状况不佳，为此心情颇为沉郁。
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必须认真了解近日来苏联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为这个月底的外交委员会会议发言做准备。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失败了，出于某种原因，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公正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诫政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苏联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尔巴乔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努力说服很多人，苏联对东欧的掌控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战，是承受不住任何压力的。（我经常把这种统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来很结实，踩上去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不过，我当然预见不到它什么时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
这种瓦解来得猝不及防，在我看来实在有些遗憾。它突然降临到这一代人身上，这虽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府，甚至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接管政权。不仅如此，这些亢奋的人似乎没有学到他们本可以从明智的芬兰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获得独立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对苏联的安全利益表现出该有的尊重。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要寻求独立却挑战了苏联的安全保障，那么结果只能是毁掉戈尔巴乔夫，那个刚刚给予他们更大独立性（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自治）的人。
● 12月16日
未来四天，我必须在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通常这是一个正式、严肃的场合，不过照我理解，这实际上是给与会的老孩童们举办的一场特别圣诞聚会。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传播开来，人们会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希望我能爆出大新闻。我确信大家期待的就是那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即席演说，然后是自由提问环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可苦恼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自从二战之后，欧洲处于剧变的煎熬之中，很多方面都在急速变化，十几分钟能说什么？
我日复一日地婉言谢绝以各种方式发来的邀约，偶尔屈服于个别无法拒绝的请求，却又导致新一轮的请求纷至沓来。在这些日子里，我愈发全神贯注地思考实施一次迫不得已的终极行动，让自己从这种徒劳且令人精疲力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我这样想，也这样说，我非常清楚之前已经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了。现在的问题是，最终的解放要么是我主动争取，要么是通过死亡来实现。既然时日所剩无多，为什么不主动争取一下呢？
1990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怀疑他即将向死亡屈服，至少是将要老朽不堪。但是，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他的寿命还会延续十五年。
对于动荡的苏联帝国和南非的种种剧变，凯南深感不安。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国家主权之上的旧国际体系的衰败，以及建立在——至少是理论上的——普遍人权之上的新国际制度也让他高兴不起来。
大白鹭[52]
为那傲慢的大白鹭，
此刻请稍候一旁。
这修长双腿的美人，
他是公认的领袖。
如果你对他的尊重，
未按其所想给予，
或许他会不予理睬，
但是，
他不会忘记。
● 1月21日，普林斯顿
新年的头三个星期，一直忙着完成之前所受的嘱托和要求，现在总算有时间过我的老年生活了。
就在圣诞节前，我参加了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会议[因为与会人员数量庞大，开会地点改到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剧场］）。从各方反应来看，这是一场极为成功的大会。1月5日，新泽西州也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我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三天前，在查阅资料、撰写讲稿、充分准备后——要是没有这次会议催促，我永远不会阅读也不会撰写这样的东西——我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参议员中只有拜登先生出席了会议，从某种程度看，这大大降低了外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无论其他与会者、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感想如何，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这一切让我感到，我对公共生活的贡献基本告一段落了。
我做出这些贡献的时间跨度比较清晰，大概有四十四年。现在结束了，以后自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新时期，即便我还能有所贡献，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意义也不会很重大。
● 1月25日
全世界都在发生奇怪和悲哀的事情：苏联解体，传统的俄罗斯帝国崩溃，经历了经济改革失败和戈尔巴乔夫的毁灭之后，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新时期，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后果无法估量。
● 2月4日
前天晚上，电视播放了南非首相在忧虑而沉默的议会上，宣布解除对非洲国民代表大会的禁令，并承诺尽早释放曼德拉先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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