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的心悸最近愈发严重，他动身前往波士顿接受医生的检查。］● 11月21日，波士顿我尤其害怕书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到哪儿去找能参透这样一本书的人呢？
实际上，我知道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就算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还有人选阅这本书，但是他们发现其中的内容完全无法理解，那这本书就真的白写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就应该跟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权当是为后人所写，也许很久以后才会被西方文明的未来所印证。
[凯南到百慕大群岛度假。凯南曾于1947年发表署名为“X”的文章，许多读者为他精确地预见到苏联的最终解体而交口称赞，相比之下他本人并没有感到多么自豪。他相信华盛顿是在愚蠢地扩大遏制的地理范围，错失了很多可能缓和甚至终结冷战的谈判良机。］● 12月26日，百慕大群岛昨天晚饭前，我们到“小屋”去看电视，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辞职演讲，正式宣布了苏联的终结。电视还直播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的过程。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时刻！
今天，这里一如前几天，浮云蔽日，太阳只是偶尔露出笑脸。北风一路吹去。这样的天气会让人变得慵懒。
早晨躺在床上，沉思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什么为基础。思考陷入了困境：地域深远、广阔而地方上互相依赖的国家和地域狭小、亲密但各地彼此独立的国家，我个人当然倾向于后者，然而现实又如何呢？
考虑到极不稳定的世界形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应当在彻底阻止外来移民的同时，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广泛的国家专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只要我们谈到专制，就一定将其限定在整个国家的层面呢？我在书中就设想过，将国家分散成一打更小的政治实体，为什么不能在它们当中实行专制呢？
1992年
日渐衰老的身体让凯南感到困扰，但他对古今时事的评论依然犀利。漫步在华盛顿街头，他对已故的同事们做出了坦率的评价。在冷战时期，华盛顿逐步形成了依靠军队处置外国人道主义灾难的倾向，凯南对这种做法深表怀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任务蜕变”会给美国带来无尽的麻烦。此外，他还认为这种军事介入会推迟财政资源的再分配。
● 1月14日，普林斯顿
去华盛顿和波士顿旅行了两个月，做了几次心电图，一度非常焦虑，经常光顾医院，天知道我治病花了几千美元。最后，我一切安好，平安地回到家中。此行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了解到我不但害上了心悸，还有一种通常被称为心房颤动的毛病（不过医生认为我没有这个毛病），这种疾病可能更危险……
尽管感到非常厌烦，但从今天起，我要开始修改书稿的一些章节了，这是一本外交政策方面的书，修改任务艰苦而繁重！
● 3月11日
在家里中接待了来访的新任俄罗斯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他的友好造访让我很激动。名义上，他是来普林斯顿参加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演讲，可他在大使馆的第一助手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Vladimir Pechatnov）告诉莉兹（Liz），只有我亲自到场接待，大使才会接受学院的邀请。他刚到美国三四天，还没有向白宫呈递国书。可以说，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满足感，因为他首先向我——而不是向总统布什先生——展示了国书。
● 3月17日
这段日子里，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今天早晨，我在燧石图书馆选了几本书，又去找一本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安娜莉丝和一个朋友都想看。我在书架上找到它，随意翻看了一下译文，其中有“大草原”（The Steppe）的字样，于是就站在两个书架之间狭窄的过道上读了起来。书中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最后我竟然控制不住掉下眼泪。回到家，家里没有人，我干脆又回到图书馆，坐在里面啜泣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故事真是太美了。但是，在这种老年人的情绪爆发中，我怀疑，我突然看到了自己以及现在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我平日看惯的生活——我看到自己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稻草人，仿佛我是六十八岁而不是八十八岁，使出好大的劲儿想完美地支撑起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而不是在乡下某个地方料理花田，喂养小鸡，做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做的事。
● 4月9日
我注意到，年龄的增长对一个男人的影响是非常奇妙的，不仅在肉体上，还包括精神上和情绪上……直到最近才密切关注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很疲惫：思考冷战及其历史、凯南研究所及其面临的问题、我个人的生活记录，等等。
● 5月16日
见习外科医生将心电图机的吸球粘在我身上，然后开始不停地问题，这倒减轻了一些痛苦。他读过我的一本书，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他却用俄罗斯问题对我狂轰滥炸。由于脸上蒙着毯子，我只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尽量逐个解答。
● 10月5日，华盛顿
我拖着蹒跚的步伐穿过内街，途经的每栋房子都曾经住过我的老朋友和熟人：约瑟夫·艾尔索普、波伦一家、艾奇逊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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