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可能从没有思考过这本日记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如果它还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话。日记不单单能够为个人服务，它可以只作为我理解的那种流水记录：苍白地记下我一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以达到辅助记忆的目的，充其量也许能为久远将来的某个传记作者或者家族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或资料；或者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记事本，就像很多小说作者用记事本记下他们听到、看到或其他人没有记录过的新鲜事儿；或者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记录，记录一天当中的思想历程。我曾经试着将日记定性为最后一种。不过，因为没那么急迫，这种努力就搁浅了。此外，根据经验可知，只有当我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坐下来写作时，以及我不想为自己记下什么的时候，才更容易涌现出许多想法。
我也问过自己，并强迫自己回答，这本日记究竟要归为哪一类，我期望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写日记。也许我应该给予它更多关注。
1996年
虽然凯南确信自己来日无多，但他依然认真思考着有关未来的问题，比如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重申自己的观点，比如被他称作“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好处。
● 3月20日，普林斯顿
有时候人会处于一种介于睡梦与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尤其是清晨即将醒来的时候，此时的思考在逻辑上已经比较连贯，也更加深刻、更富有感情、更能体现出部分潜意识，因此更应该引起重视……
昨天早晨，当我正处于这种过渡状态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去参加一大堆活动；另一方面，我又完全丧失了能力，那就意味着终结，即死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这个距离表面看上去很稳定，但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坍塌……这种感觉就像万丈深渊，我在它的边缘过着虚假的生活，假装我真的像看起来的那样正常而健康。
● 4月13日
戴维·格根[16]的电视访谈令我极其不满：虽然他本人挺招人喜欢，可是很明显，事先他没有做好准备，对我的新书只有最肤浅的了解（如果说他有所了解的话）。如果我没记错，整个访谈中他根本就没提到过书的内容。[17]他老生常谈地将我们的访谈带进了有关遏制政策的讨论当中，占用了整整十五分钟时间。我看起来很疲倦，表现得也很差劲。很明显，他对我过去三四十年做了什么一无所知，而且我猜他很惊讶我还活着，并且直到这个年纪还在出书。
● 4月28日
今天早晨，又翻了翻我写的书，尤其是关于非军事外交政策那一章，我几乎都忘记了自己还写过这样的内容。现在，我不会再义愤填膺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头再看，我发现大部分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我都已经很好地归纳出来了，完全值得关注。然而，这些问题没有激起媒体和政府的反应。我并不期望这些观点能获得每个人的认可，相反，我知道我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够刺激。但是，我觉得它们应该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评论界的反应。事实上，真正让我心烦的并不是个别批评的声音。我宁愿我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也不愿它石沉大海。
更坦白地说，我希望这些观点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但这种彻底被忽视的结果，真是让人痛苦和绝望。
但我并不为自己所做的努力而后悔，我的能力也仅限于此。至少，如果不这样去做，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不作为。
● 5月16日
安娜莉丝抱怨说，我经常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牢骚，她甚至还去向别人抱怨。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不想向自己和别人承认，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说得没错。我永远都不应该抱怨，但我抱怨的并不是年老本身带给我的痛苦。也许我需要，或者说，我应该默默地承受这份痛苦，同时还要面带笑容。因为人们要求并期望我这样做，仿佛我不是九十二岁而是六十二岁……难道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就不能享受片刻的休息吗？
● 6月13日
好几个月以前，约翰·加迪斯巧妙地取得我的同意，让我在办公室接受BBC电视台（我猜的，也可能是其他媒体）的访谈，内容是关于冷战的历史。BBC联合特纳广播公司（或诸如此类）制作这期访谈节目的动因，是推出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其中至少有二十个小时的片段是关于冷战史的。我与加迪斯争论过，我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相信这种节目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观看这一类节目的都是懒惰的历史系学生；我还说我是一个作者，不是一个演员；我不喜欢自己在电视里的形象，就像我不喜欢媒体本身一样，对于如此表面浅显的问题，我只能给出过分简化的答案——糟糕的演技，糟糕的历史。
加迪斯的回答是，你不能因此就不去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影片都要拍下去，如果你不参与，那么结果会比你现在看到的更糟糕，因为你本人与冷战有着独特关系，而且你的观点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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