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河而下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以后了。这次旅行失去了浪漫的意味，因为三年前我第一次去波罗的海时曾经路过这里。这只能说明我有了别样的眼光，或者说我就是太疲惫了。
● 6月13日
无聊！无聊！无聊！无聊的感觉让人痛苦，让人崩溃，让人精神扭曲，我试图寻觅某种解脱。无聊让人食不甘味，使人精力枯竭。整个世界变得虚弱而麻木。
● 6月14日
女人就像帆船上沉重的稳向板，功能是保持船只平稳笔直地航行，但并不是推动帆船前行的动力。事实上，如果想冒险乘风疾行，有时候你不得不把它们拆掉。一个就足够了，多一个就会把你拖垮。
● [日期不详］
星期六下午，杂想随感。
与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是多么的衰弱。我们的先人，那些开拓者和冒险家，怎么会培养出这样胆怯小气的政府官员呢？
与较为熟识的人相比，为什么我们反而和较为陌生的人要显得亲密得多呢？对于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我们从没想过对他们说些体己话，却总是写信给不在身边的人倾诉衷肠。我们全都是伪君子，我们通过这样的写作去博取对方的同情。如果此时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什么要求都不敢提出来。他们太容易看穿我们，他们会看到我们根本不值得同情。
● 7月13日
从广义上说，现代文明并没有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多少有些卑下的种族，对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无能为力……目前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生物过程。只要我们纵容这种不健康的个体大量繁衍，并让他们的后代存活下去，那么再多的教育和训诫都无法有效地改善这种状况。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考虑过站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政治活动，我们不要期望从中获得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任何一个派别对此都束手无策，除非给现今这不成器的一代提供一种特别的教育和训练，否则他们后代的命运根本无法改变……这些政治派别对环境的影响是持久的，他们的本性不会变。
● 8月4日
我正处在一场精神危机当中。回首前尘，我能想起很多这样的危机。但是，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危机，而是一次特别的危机。过去总是会出现新市场来吸纳经济迅猛扩张的洪流，继而在不可控制的冲击下轰然崩塌。所以，一直以来人们不断有新的幻想、新的希望来吸纳能量和注意力，结果导致对前进动力和方向的错误判断。现在一切都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处于艰难境地，而我则在精神上走投无路。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将我视作异类，称我为孤独的智者。不管这是赞美还是指责，事实就是如此：我的思考过程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理解。
● 12月17日
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它的影响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大批人口回归土地，不是种植经济作物的产业农民，而是类似于欧洲那样半独立的农民——这听起来或许让人难以接受——以那样的名义复苏经济……
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民主，但是过于软弱的民主无法将人们送回土地，也无法做任何重要的事情。遗憾的是，实行经济独裁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政治激进主义的浅滩上搁浅。我相信独裁的力量，但不是无产阶级的那种独裁。无产阶级就应该像一个家教良好的孩子，乖乖待在那里不要吵闹。无产阶级应该有像样的吃穿和福利，但是不要戴上道德光环，最重要的就是不该允许他们做出任何跟政府作对的行为。
1933年
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的局限让凯南备感压抑，1933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都在里加反思。去年国务院拒绝了他访问苏联的请求，他感到很失望，他如此迷恋俄罗斯，却永远无法与之再续前缘。得知父亲认识新上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后，凯南就催促父亲给赫尔写信，让他称赞自己为“俄罗斯问题专家”。[35]
不过，真正的重大时刻在12月来临，当时凯南正在华盛顿休假，他与新任大使威廉·布里特攀谈。布里特被这位年轻人丰富的学识所打动，推荐凯南帮助筹建新使馆。几天之后，他们动身前往莫斯科。
[接下来的记录，很显然是凯南以第三人称口吻写的自我反思。］● 1月，里加总体上说，政府成为阴谋集团这一悲哀的事实，很大限度上是民主导致的恶果。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民主，跟以往通过暴力手段获得财物没什么两样。
作为公众人物，大政治家的优点是能够暂时忽略自己的生活和私人财产，让自己的微小利益屈从于他所从事的事业。
而小人物，比如诚实的自耕农，可以将家庭视为自己的城堡，享受个人生活的尊严。
但是，小官员这两点都做不到，他牺牲了个人生活，却难以取得让公众认可的成就。
婚姻的技巧，从本质上来看不过是一种装糊涂的艺术。
只有对婚姻充满绝望或者厌恶之情的人，才能看得一清二楚。
当女人被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看待时，她们会受宠若惊，欢欣无比，但她们会忍不住利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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