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7日
下午去拜访了C太太。[7]为什么美国当权者的太太都有那么强的戒心呢？我怀疑是因为当权者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作为妻子的她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她们为自己的丈夫担心，心想丈夫既然能轻易地被自己的甜言蜜语所哄骗，也就很可能轻易地被其他人哄骗。
1939年
随着德国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国务院将凯南调往柏林，在美国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这一要职。这一年的日记在1939年6月末，也就是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及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戛然而止。
● 6月7日，柏林
清晨，乘火车离开布拉格……我们在边境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不同部门的人员查验了我们的各种证件。格蕾丝说：“我们国家都不向他们要通行证，他们凭什么要我们的？”……刚过中午，我们就到达柏林。在车站发生了一场争执。索尔韦[8]把手提箱忘在洗手间了，手提箱里装着琼的瓶瓶罐罐，她回头去取时，手提箱已经被打扫洗手间的女服务员拿走了。我们找到服务员，可是她坚持不予归还。她说她的职责就是把拾到的东西交给列车长，再由列车长交给失物招领处，如果这个手提箱属于其他人，而她擅自把东西给了我们，那么她就会有麻烦。我抑制不住愤怒，这趟车只有我们带了孩子，成年人是不会带这些瓶瓶罐罐出来旅行的。我们很着急，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我从她手里一把夺过行李箱跑掉了，动作干净利落，没容她做出任何反抗。抢过行李箱跑开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们德国人那样，需要依赖进一步的会议和谈判来重新拿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像希特勒所说，我恐怕要等上二十年才能拿回自己的箱子。
● 6月8日
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在车站送别孩子们和索尔韦，两张小脸儿探出车窗向我们微笑。火车开动的时候，格蕾丝兴奋地跟我挥手告别。我当时又心烦又疲惫，所以没有精力去体味这最后一次离别的意义；十二个小时以后，夕阳渐渐坠入辽阔的北海，我不由触景生情……
[乔治和安娜莉丝去伦敦短暂休假。］
● 6月11日，伦敦
星期天，整个上午都待在家里。中午，下楼吃饭。下午，安娜·弗洛伊德[9]来访。她人到中年，深邃的双眼略显疲惫，生就一张敏感而睿智的面庞，总之，她是那种你看过一眼便再也无法忘怀的女人。
稍后我们去了市区。围着白金汉宫绕了一圈，还顺路去一座公园游览，园中的池塘非常漂亮，满是嘎嘎欢叫的鸭子，不过气味非常糟糕……再往前走，见到一家很大的电影院，我们进去看了《再见，奇普先生》[10]，我非常讨厌英国上流社会所喜好的那种多愁善感和浪漫情调。
1940年
1940年2月，国务院派凯南陪同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前往欧洲。威尔斯肩负着与欧洲各国首脑和谈的使命，但这次斡旋最后无疾而终。作为一名谨言慎行的外交官，凯南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和谈之事，看上去威尔斯也没有采纳凯南的建议。与此同时，不断扩大的战事已经殃及凯南的家庭生活。凯南让安娜莉丝将格蕾丝和琼从她的挪威老家克里斯蒂安桑接回来。安娜莉丝接回孩子们仅仅几天之后，德军于4月9日入侵挪威。安娜莉丝带着孩子们回到美国，乔治·凯南则在柏林承担起美国大使馆的大部分重要工作。
● 4月15日，柏林[11]
安娜莉丝上月中旬去了挪威。4月4日，我特意给她打了长途电话，让她马上把孩子们带回来。她第二天就动身了，那天是星期五，她们当晚到达奥斯陆，星期六晚上乘坐卧铺车前往哥本哈根。
我乘坐星期六下午的飞机从柏林飞往哥本哈根，想在那里与她们见面。那是个非常晴朗的下午，能见度非常高。这是一架瑞典飞机，飞离柏林时不得不先朝相反的方向飞，致使飞机在空中浪费了一个多小时，往东南绕了一个大圈。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遵守德国军方的空域管制规定……
第二天早晨，刚刚吃完早饭，我在车站见到了家人。格雷丝和琼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外衣，戴着《快乐流浪汉》（Happy Hooligan）里漫画人物同款的小帽子，两个人都身着崭新的百褶毛裙，这让她们感到颇为自豪。回柏林途中，两个小家伙一路都很兴奋，这样的状态几乎持续了一整天……
星期一早晨，听新闻说英国人的水雷已经布满了挪威海岸线。当晚我们坐在收音机旁，来自奥斯陆的一条报道说，一艘从德国驶往克里斯蒂安桑的运兵船中雷沉没。不明真相的挪威人出动了附近区域所有的救护车，尽一切可能对幸存者实施救援。在成千上万好奇的挪威人的注视之下，幸存者们被带回克里斯蒂安桑。这些天真的挪威人注意到救起来的都是年轻人，留着统一的军人发型，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几乎没有人能猜到，这些幸存者原计划第二天早晨在这里登陆。
星期二早晨，我打开收音机收听美国广播电台，听到的第一组新闻就是丹麦和挪威各港口被占领的消息。中午，我和安娜莉丝一起收听克里斯蒂安桑遭到空袭以及德国海军炮击城镇的新闻，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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