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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日记_[美]乔治·凯南【完结】(87)

  在这奇幻般的岛屿上,

  耳边听到的,眼睛看到的:

  新鲜的草坪,黑色的香柏,明信片般纯净的天空,平静透明的海水,沙滩上奇特的物品,月光下白色的屋顶;遥远的海岸上,

  一丝光亮蜿蜒伸展,穿越黑暗的海洋,

  不要哀叹这一切——以及其他——

  仅仅因为它们处在恐怖的梦的海洋之中,

  真实如岛屿;真实——我相信——如我。

  它们就如——

  那远方的大陆。

  她的回复:

  你所见的蹙眉,轻蔑的微笑,

  梦想的离去和哀叹,一切皆非如此。

  这里的岛屿如此孤独,

  孤独不因其魔力,或者看起来虚幻,

  倒是因为这样欢乐的气氛,你却无法多停留片刻,就要被迫踏上征程,感到如此失落,可是你要说,“我不在乎”,这就是痛苦时分的悲哀,这就是终了却没有完结的旋律。

  ● 3月12日,柏林

  深夜出去散步,走了很远。街道寂静而空旷,一片漆黑。这里曾经是达勒姆(Dahlem)的高档街区。躲过了轰炸的私人别墅,在黑暗中静静地伫立着。这些房子,昔日曾承载多少虚荣、多少热望、多少人对幸福和财富的憧憬?不管有过多少希望和计划,此刻都已化为泡影。现在,别墅在无声的黑暗和寒冷中战栗。如果还让德国人住在里面的话,他们得像意大利宫殿中的野蛮人一样在里面搭帐篷。看来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多大意义了。很难去评说这种摧毁是好还是坏,是罪有应得还是不白之冤。不管怎么样,那些死气沉沉的别墅,每一栋都代表了一个破碎的梦,代表了曾经怀揣希望和创造精神的人所经历的挫折。无论如何,此情此景,令人心生遗憾。

  回到会所,我无法入睡。在这个城市还一片繁荣的时候,我曾在这里生活多年,眼前的废墟深深刺痛了我。透过窗子,我看到了夜晚的景象。一拨拨儿客人乘着车,来了又走。终于最后一位客人,一个醉酒的陆军上校,也一头扎进他的吉普车。不久,乐师集合到一起,混杂着抱怨声和对迟到同伴的斥责声,挤进一辆严重超载的老爷车离去;看上去他们是不想要这辆车了。那些高大、光秃的白杨树,耐心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时代的变迁,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时代,从战争爆发到遭到轰炸,最后等到苏联红军的到来。它们站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直到破旧的地铁列车从几码外的空地上咔嗒咔嗒地驶过。天空开始发亮,又一个灰暗又沉闷的三月的星期天,降临在依靠空运补给的柏林。[7]

  下午,我们驱车环游。天空呈现出德国北部冬日里典型的阴沉景象。一阵疾风掠过街道的每个角落,在融化的雪水上吹起阵阵漩涡,也吹得街上的行人摇摇晃晃。城市看上去跟三年以前没什么不同。废墟依然透出强烈的凄凉感,丑陋地矗立在那里:大堆碎石滚落到人行道上,扭曲的铁梁和残留的墙体堆在碎石之上,残缺的房屋像舞台布景一样悬挂在半空之中。仅在少数几个地方,人们用专门修建的狭窄铁路把碎石运走并清理干净。职业技术高级中学那厚重的残垣断壁依然在阴郁地向眼前的空虚皱紧眉头。烧毁的夏洛滕堡歌剧院(Charlottenburg Opera),塔式门窗钢骨架依然高高地耸立,伸向附近建筑物之上的天空。街上毫无生气。这边,有几个人耐心地排队等待着进入电影院;那边,一群男孩子挤在一处倒塌的墙壁后面寻求庇护。在二十英里的行程中,我们只见过一辆公共汽车,遇见两三辆有轨电车。这些车都没有喷漆,外皮肮脏,玻璃窗也用木板条暂代。

  ● 3月14日

  上午在办公室跟两位美国新闻记者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西柏林,毕竟现在这里只是一座孤岛,游离于国际主流事务之外。

  他们答不出,只能将其归结为最普通的原因,即柏林是个热点地区,总有一天会有情况发生,而且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察苏联人,有机会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但这个问题还是深深触动了他们。他们和我们这些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一样,有着相同的心理状态,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还在柏林保留大量的办公室和军事机构时,我们也无言以对,毕竟我们留在这里只能给空运增添额外的压力。我们只能回答说从未想过要离开,那样柏林人会认为我们抛弃了他们。

  ● 3月16日,法兰克福附近

  今天起得很早,早饭之前出去散步,这让德国工作人员感到惊愕和担忧。一大片潮湿的阴云低低地挂在树木丛生的山间。我沿着车道,走出大门,进入村庄。这是一个郊区村庄,不是那种耕种式的农场。高高的栅栏后面是正方形的房屋,院子被当成了花园。木桩、园林工具、小鸡,去年割剩的甘蓝菜茎秆儿上还长着球芽甘蓝,一切都昭示着生命的活力,也显示出人们在多年饥饿和困苦的驱使下,在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园艺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虽然还是大清早,但人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脚步。家庭主妇们挎着菜篮走向市场;白领们穿着常见的大风衣,鼓鼓的公文包里装着三明治早餐,骑上自行车去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身后留下关上临街小门时发出的叮当声;孩子们背着鲜亮的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他们的背包突然让我想起一种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了1912年,那年我只有八岁,夹在一群背着同样鲜亮背包的德国男孩中间,第一次去卡塞尔的学校上学。他们都非常率真地流露出对上学的新奇感,以及那种只有本地人才有的安全感,而当时的我既不喜欢也不理解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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