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切该由谁去给予？父母吗？父母一代已经宠辱不惊、麻木不仁，放弃了很多昔日的幻想，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困惑和落后的面貌，无法开阔狭窄的视野。要靠我们美国人给予吗？我们正在努力，但对于缓解该地区极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答案。同时，我们的观点也受到我们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的习惯、我们安逸的生活环境、我们作为征服者和占有者所持有的一些错误和腐朽的立场。
● 3月21日，法兰克福附近
最后一次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散步。相比柏林和汉堡那样的大城市，这里的生活无疑要好一些。小镇没有遭过轰炸。盟军在法兰克福周边建造了很多设施，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维持当地经济活动的正常高效运转。但是，即便怀着世界上最大的善意，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些人看上去是体面的，战争似乎已经榨干了他们的青春和精力。大多数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你一眼便看得出来，都是和战前时期别无二致的小镇市民：公务员、退休人员、白领工人以及小商小贩。
这些人是纳粹时代的顶梁柱。纳粹主义让他们变得恐怖，或者说将他们的恐怖释放了出来。现在，失败和挫折又让他们变得非常怪异。他们的脸庞瘦削苍白，身形单薄憔悴，穿着长长的随风飘摆的灯笼裤，戴着毛织的帽子，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些人总让我想起笨拙的老甲壳虫，在洪水和大灾难中幸存下来，依然倔强地在已经不属于它们的栖息地周围爬行。
晚上，我驾车驶出村庄，前往法兰克福换乘火车去巴黎。今天天气很好，自从我来到德国，这是第一次碰上好天气。此刻，天色开始暗下来，但西边的天空依然很亮，星星也开始闪烁。村里人都出去散步了，享受入春以来第一个惬意的夜晚。沿路停满了轻便的车辆，大多数都是德国车。我想到，黑暗中，我们正经过美英占领区[10]；我仿佛能够听到这片历经多年打击的衰败土地上，重新对生活燃起希望的人们的低语和憧憬，他们重新适应了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与变化。这里有各行各业的数千万男女老少，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在传统、教育、气候、经济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必然需求。不管我们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让自己仅仅停留在思考和憧憬中无所作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再次寻找一个出口，让他们能从中追求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有效的和必要的。
在这人类改革和意志的洪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曾让我们觉得讨厌和无聊的情感吗？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医生吗？我们的病人把痊愈和健康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理解之上，没有他们的痊愈和健康，西方世界就不会有团结和成功可言。面对这个曾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伤害的国家，我们能够克服反感的情绪，冷静客观地去研究这个庞大国家的整体结构和机理吗？我们能够把控方向，让其沿着合作和建设性的路线发展吗？我们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他们内心迫切需要的那种参与和被需要的感觉吗？还是说我们要怀着愤怒和厌恶拂袖而去，让他们再次自生自灭成为我们的敌人？就像歌德那句曾被德国共产党用作会议结束语的话一样：务必要统治，要胜利，要么就失败，被奴役，
是逆来顺受，还是扬眉吐气，
全凭你或为刀俎，或为鱼肉。
郊区村庄黑暗的街道，喧闹的法兰克福火车站，车站月台上的灯光，当列车的玻璃窗闪过被劫掠一空的法国占领区时，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朦胧的黑暗笼罩在莱茵兰沉睡的村庄上空，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
● 8月23日，华盛顿
上午，美英关于英国财政困难的谈判终于提上日程。与国务卿讨论……我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能否维持其卫星国地区的团结统一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远东的局势也格外紧张，情况不容乐观。[11]西方国家的自信心、内部团结、经济稳定和进步一旦遭到破坏，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如果不下一剂猛药来挽救英国的局势，那么灾难性的结局也注定不可避免。如果英国人一无所获，失望而归，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将会垮台，之后我国便会遭遇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反对声浪和更激烈的讨伐。在我看来，短期内我们很难帮上英国什么忙，因为鉴于国会目前的形势，任何需要立法通过的援助计划一年之内都无法完成，而我们能通过行政裁定方式给予英国的援助微乎其微。因此，不管我们讨论出什么样的结果，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英国都将不得不继续采取一些让他们感到痛苦和困难的措施，自力更生。
不过，在我看来一切都有赖于英国人自己克服困难的决心。如果他们回去后，觉得此次会谈根本没解决任何问题，觉得美国目前甚至长期之内都不打算继续援助他们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最坏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希望，让他们明白虽然短期之内我们无法提供帮助，但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去解决长远的困难，那么结果会完全不同。我认为英国的美元消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a）在英镑区它们被当成了银行，美元被大量兑换；（b）英国与美元区存在贸易逆差。对于第一点，我建议他们或许应该在一部分英镑区取消美元兑换业务，个别国家可以直接到美国来兑换所需要的美元。当然，这意味着我们的麻烦增加了；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在目前混乱的形势下提高透明度，增进公众的理解。至于英国的贸易逆差，这涉及英国经济适应北美经济的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同意与英国共同委托一个咨询委员会，以便确定如果可能的话，如何进行三方（美国、英国、加拿大）关系的制度改革，从而使英国的适应过程更加顺畅，避免其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并防止各国之间产生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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