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迈阿密
在机场的餐厅吃过早饭，国务院的同事驱车送我去火车站。我到售票窗口改签车票，检票员是刚入职的新人，他的同事走过来，耐心地指导他遇到这类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他们轻松而从容地对待手中的工作，又不失客观和尊严，这是我们美国人典型的工作态度。眼前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体现出的基本信任、得体礼仪以及二者的常态化触动了我，我作为旅客，从紧张混乱的外部世界走进这里，体验到天堂般的安宁，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我走向站台，刚才那鼓舞人心的场景，让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和幸福再次认同美国世界。它风雨无阻地以一种最高贵和优秀的姿态面对着这个世界。
● 6月10日，普林斯顿
虽然极不情愿，但作为一种自律方式，我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写日记。生活很多时候就是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但由于我即将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还是有必要从思想方面进行自我强化训练：付出更大的努力，获得内心的宁静，排除外界的干扰。做不到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
午饭后，我们前往普林斯顿。我准备在那里停留一天，参加同学聚会。在午后灼热的空气中开车绕了无数圈后，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找到了1925届毕业生的聚会地点，它隐藏在前程街的一家餐饮俱乐部里。一个体格健壮的大学生在接待来宾，他在名单上核对我的名字，然后冷静地要求我支付七十五美元。我惊出了一身汗，我根本没有带那么多钱。我怎么也没料到聚会费用竟然高达七十五美元。我溜走了，整理好惊慌的情绪回到研究所[42]，奥本[43]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安排华盛顿的办公室发出一份电报，表达因故不能出席同学聚会的遗憾之情。
[在政府中影响力下降让凯南心灰意冷，他决定辞去工作。但是从下面的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政府能将最尊贵的驻英大使头衔授予他，凯南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的。不过，与国务卿艾奇逊关系密切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似乎并不急于促成这件事。驻伦敦大使是一个肥缺，通常会授予富有的政治捐款人，比如商人沃尔特·吉福德（Walter S. Gifford），他成功取代路易斯·威廉姆斯·道格拉斯（Lewis Williams Douglas）坐上了大使的位子。］● 6月14日，华盛顿开了很长时间的会讨论心理战。会后我找到韦伯，他依然希望我能够三思而后行，他说我很快就会厌倦外面的生活而渴望重返国务院，还说出于这个原因，他会暂时为我保留这个职位，等我回来。我说我真的认为此时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并打算至少教完一个学年的课。至于远期计划，当然取决于他们到底能如何让我发挥作用。我唯一提请他留意的是，如果真的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接替道格拉斯在伦敦的位子，我愿意去，因为我不想让这样一个尊贵而重要的职位闲置或被滥用。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向韦伯提过。韦伯先生说他已经跟国务卿说过此事，不过他们认为这个位置叫价太高，我恐怕买不起……
下午接待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海因德尔先生[44]，他迫切的要求和目的把我弄得简直像社会科学院院士们使用的语言一样乱了套。星期一，我在火车上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整理海因德尔先生给我的文件，从中我读出了萦绕在社科界的挫败感，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自认为发明了一些新方法，帮助世界揭开了很多问题的真相，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些成果。他们在多所大学中推动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我想这对帮助政府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极其必要的。但我告诉他，我很怀疑大家在这个领域做出努力的作用，就我的感觉来说，很多人做的工作都源于某一个人的想法，并且他们的影响永远也不可能比这个人更重要、更广泛。社会科学方法也许有助于这种智慧，但绝不可能取代它或者改进它。
我问柯乐博是不是完全没料到他会面临今天这种局面，这跟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日俄战争前的形势非常相似，让人心烦意乱：那段时期记载了中国人暴力排外的民族情感，记载了日本从中国大陆被迫撤退，记载了俄国向满洲里和朝鲜的迅速渗透。他说他同意这种类比，但如果一定要他下结论，那么他认为日本必须获得必要的资金扶持才能恢复在远东的地位，就像当年在日俄战争期间一样。对于他的分析，我的回答是：“完全正确。”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 6月25日
浏览周末的报纸，头条上醒目地写着朝鲜进攻韩国。看过之后，我匆忙换好衣服赶往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我发现国务卿正和一群人开会，杰瑟普、腊斯克和马修斯都在。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安排联合国行动的相关工作。联合国安理会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全体成员国不要武力支持朝鲜，而是要协助联合国努力阻止这场战争。与会人员都在考虑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刚坐下不久，国务卿就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得不申明自己不知道刚才他们都讨论了什么，做了什么，但目前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比朝鲜的战争更为紧迫，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可能会给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造成威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六点一刻，国务卿起身去机场迎接总统。国务卿连同国务院的几位高级官员，要与总统和几位高级军官共进晚餐。我来之前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动身前往机场之后，有人告诉我，国务卿特意嘱咐希望我能参加这次聚会，但他的秘书却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不在白宫晚宴名单上，她也知道晚宴的位子是根据名单上的人数安排的，不可能再额外增加座位。于是，我回家吃了晚饭。当国务卿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时，我又被叫回办公室。回想起来，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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