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尽头是民国_傅国涌【完结】(31)

  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发出“二次革命”后的第一张通缉令,通缉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四人,各有赏格:黄兴10万元、陈其美5万元、黄郛和李书城各2万元。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四个人中,其实只有陈其美最初就支持孙中山用兵的主张,黄兴等人是反对动武,主张用法律解决的。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横遭暗杀之后,革命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赞成动武的大致都是文人,军人却大多持慎重立场。目睹那一幕历史的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袁世凯身居临时大总统之位,名器在手,又掌握占有绝对优势的武力,这一点黄兴、黄郛、李书城这些革命党的军人看得很清楚。面对宋教仁之死,最痛心疾首的无疑是与其公私交谊最深的黄兴,但黄兴认为人死不可复生,而“民国根基未固”,力主慎重。他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时法律解决的路确实没有走尽,上海地方检察厅5月8日曾票传嫌疑人、内阁总理赵秉钧到庭,赵虽以生病为由没有到庭,也不得不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在国会之内,国民党籍议员占有多数席位,可以提出质询、弹劾案,在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还有一点,黄兴征求过许多国民党内实际掌握兵权的人的意见,如广东的陈炯明、湖南的谭延闾、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人,他们都不肯此时出兵反袁,与他“论交深在十年前”的云南都督蔡锷更是反对动兵。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主战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黄兴仓促前往南京起事。这正好是袁世凯所期待的,如果不动武,他就没有借口用武力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解散选举产生的合法议会,整个中国尤其是南方的地方自治格局也触动不了。他虽居元首之位,也不能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他那套《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权术、权谋也不会有用武之地。按宋教仁的设计,革命党此时应该向普通政党转型,在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所以他组织了国民党,积极筹划参与第一次国会大选。革命党终究还脱不了“水浒”气,只能选择习惯的暴力反抗之路,而不是陌生的法律程序和国会博弈之路。革命党与国民党看起来是同一回事,实际上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不仅局外人常常混淆。就是局中人也不大注意。革命党不是某个组织的特称。而是民国之前参与革命者的一个泛称,提起革命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烈士。民国以后,把革命党叫作“民党”,含有褒义,就是指那些努力创建民国的人,革命党人也自称“民党”。

  这个说法与正式组织的国民党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局外人更加搞不清楚。在袁世凯的优势兵力和人心厌乱的舆论下,“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孙、黄等民国元勋再次踏上流亡之途。几十年后,当初曾随黄郛亡命异乡的沈亦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反思:癸丑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系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和平”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智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今曰的中国为何如耶?

  历史无法假设,如何走出“三国”、“水浒”,却是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命题。

  袁世凯的无奈

  宋教仁横遭暗杀,新生的民国波澜迭起,孙中山选择武力解决之途,迅速被袁世凯的优势武力击败。民国缔造者孙、黄等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则被软禁在北京,这位“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包藏祸心者”,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在将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们南北隔绝,只能书信往还。但是那些经过检查发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并非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比如1913年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称袁世凯为“袁棍”。同年11月4日,他在信中感慨袁还不如曹操,自己欲做祢衡而不得:“观其所为,实非奸雄气象,乃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虽为祢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夫复何言。”这样的信竟然能顺利地通过检查,予以放行。相隔半个世纪,还让读到这些影印《章太炎先生家书》的历史学家左舜生感叹不已:“这也可看出今天比袁世凯的时代进步多了!”

  当时的报纸,对于章太炎在南北纷争、大动干戈之际突然北上,曾有过种种的议论和揣测,对此,他曾在给夫人的家书中说:“报章蜚语,不必深辩,从前报分数党,尚有价值,今则悉是政府机关,又何足校?此等但以天师符观之可也。”民国初创。《临时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原则给新闻界带来了希望,“章太炎们”几篇文章、声明就可以迫使南京临时政府收回“暂行报律”。仅仅1912年就出现了一个办报的浪潮,报纸多达500种。然而从袁世凯上台到他死去的四年间,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捣毁。60个新闻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的总数迅速从500家凋零到130多家。这些数据与章太炎的说法相互印证,可以看出袁世凯时代新闻自由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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