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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尽头是民国_傅国涌【完结】(36)

  不仅人力车夫,知识分子也关注当时许多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和处境。《新青年》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就是一次集中表现。这一期的题词有16人,其中除了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其他都是工人,有大生纱厂、恒丰纱厂的打包工人,有先施公司大菜间工人。有南洋造船厂铁匠间的工人,有怡和纱厂不同车间的许多工人。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即是对南京、唐山、上海、山西、北京、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劳动状况所作的社会调查,上海的调查涉及了大部分的行业,非常细致5

  “五四”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居高临下看待人力车夫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也不像有些人所说有神化体力劳动者的趋向,大致上还是保持了客观和平衡。陶孟和在那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从理想上说。人力车必须废止,社会中不能再容许有这样违背人道的运输工具,不过他又担心,将来如果电车、公共汽车取代了人力车,这几万人失业仍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采用新式交通前必须先谋人力车夫的生计,他设想要对他们实施教育计划,授予手艺和从事工业生产的技能,增进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并且给他们正当娱乐的机会。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人力车夫等弱势群体的关切,都应该放在这个尺度上来看待。他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晚清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就不可能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他们掌握了新知识、新价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宽阔的社会,不仅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开始注意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变化。

  “胡老板”不愿登台

  1921年7月20日,上海《商报》登出一条花边新闻: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叙谈),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曰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来沪,即曰登台了。

  这则花边新闻题为《胡老板登台记》,道听途说,夸张八卦,极尽渲染之能事,只是有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但胡适受到商务印书馆之热烈欢迎是真的,而且不是迎自门首,是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直接到车站迎来的。胡适把报纸剪下来,粘贴在日记本上,还加了一句话:“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第二天•被他叫作“顽皮的玩世家”的《商报》编辑张丹斧来商务编译所造访,带了《胡老板登台E》的作者许文声。他特意引许到自己坐的地方,请其看看“那红木家具与那左图右史”。

  商务印书馆此时已是一家有二十几年历史的老资格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界居龙头地位,想请新文化运动的明星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这一年4月高梦旦曾到北京,多次当面向他表达这个意思,力劝他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并恳切地对他说:“我们那边缺少一双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也不是完全没有动过心,但再三考虑,他还是放弃了。他在4月27日的日记中说:“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若干年后,高梦旦去世后,在他写的《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回忆这段往事:•‘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二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自己配不配受高先生的托付。”

  商务的前辈张元济、鲍咸昌、李拔可等人对他都十分诚恳,希望他留下来。高梦旦对他说,要对编译所进行“革命”,而不是“立宪”。商务当时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确实面临着挑战和转型。但胡适在日记中说:“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他与编译所的许多编辑都有接触,包括杜亚泉、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李石岑、杨端六、胡愈之等。郑振铎对他说,他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想对于改良编辑所的事写一个意见书,后来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所以不曾做。他劝郑写出来,供自己做参考。杨端六对他说,改良编译所不容易,因为须从全部的组织改良起,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郑心南对编译所很不满意,对他说:“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在对各方面工作做了细致的了解之后,他说自己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适合做这件事,决定回北大去。不知郑心南的话是不是起了一点微妙的作用,他日记里评价郑“甚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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