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八诗人”冯玉祥的谦虚
从士兵到将军，冯玉祥是个典型。他有许多绰号，“基督将军”、“倒戈将军“，还有一个“丘八诗人”。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身居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高位，手中并无实权，所以他就以“丘八体”打油诗鼓吹抗日，还办起了一份《抗到底》月刊。一介武人此时热衷于谈诗论文，与文人、作家来往。当他住在武昌一个教堂后院时，吴组缃、何容、老舍等人都曾住在他的家里，有时也帮他修改“丘八诗”。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中宣部负责筹划、担负经费，茅盾、老舍、田汉、洪深、胡风、以群等文艺界名人济济一堂，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也应邀出席，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躬逢其盛，而且发表了演讲。当时在现场、后来去了台湾的《大公报》记者陈纪滢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穿了一件长仅及膝的藏青色外罩，戴一顶鸭舌帽，满脸肥肉，个子又高又大，就这一副仪表就招人好笑，尤其是那件外罩，说它是短棉袄，又长了些；说它是长袍，又短了些。看到他这一身朴素、奇怪的装束，许多人私下称奇。他演讲时每句话都很能打动人，他仿佛天生就懂得群众心理，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话。他一口一个“玉祥是个老粗儿”，说自己“不敢和全国大作家们站在一起”，“承大家不弃邀我参加这个盛会，真是感激万分。以后我的丘八诗还请大家修改修改，使我跟着大家学习学习”。在场的数百文人有好多只闻其名，这一天是初次亲见其人、亲闻其声，他的一番谦虚贏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台下窃窃私语：“老冯真了不起，你看他多客气，多么平民化！’’
那是个名人大会，找冯玉祥和池田幸子签名留言的人最多，使他们应接不暇。会毕，前往饭店就餐，从大街上浩浩荡荡走过，也数冯玉祥最引人注目，人们指指点点，大半是对他。他在大会上的谦虚也许是由衷的，他自认为行伍出身，读书太少，所以对文人敬之如宾。他家客厅里挂着他自书的对联：“吃饭太多，读书太少。”他曾对记者说：“上海有的是一座座鸽子笼，藏着醉生梦死的人。除了一部分执笔者尚能革命之外，其余都是行尸走肉！”他那本传世的《我的生活》先由他口述，一位秘书整理成文，由他自己校阅，再交给吴组缃润色，然后再由他修改。
冯玉祥在武昌请文艺界的人聚餐，馒头、牛肉汤加盐煮花生米，或打卤面，这样的宴客方式曾传为佳话。他提倡节俭，说中国人穿长衫太浪费了，主张缩短，他身体力行，所以就穿了长仅及膝的棉祆。他给当年有名的《良友》画报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的人伍前后》，开篇就说：“许多人常批评我个人生活的刻苦耐劳节俭朴素，是‘矫情’，是M为装’，是‘矫枉过正’……”比如，他出远门还要带一套粗瓷碗碟，如果把运输成本加上去，粗瓷碗碟就成了奢侈品。
他只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11岁就当了兵。在军营里，他喜欢看些武侠小说和《三国演义》一类书。因为买不起笔，他在一根细竹筒的一端栽上麻，蘸着黄泥在洋铁片上练习写字。数十年后，他自述往事时还不无得意。1934年，《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在张家口采访他，他当场作画相赠，画面上一个车夫在拉车，线条简洁，上面还题了一首“丘八诗”，诗共四句：终日拉车牛马生活委员薪水一月八百。他是有感而发。一次在南京参加会议，谭延闾在会上提出中央委员月薪八百元太低了，提议增加。他当场反对，说猪受主人的豢养，有肉有皮还主人；我们白受人民豢养，对猪也有惭愧。
此前，他已在泰山读书多年，梁得所请他推荐四五本书，他推荐的有《科学宇宙观》和陈保仁的《新政治学》，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还有《圣经•新约》。因为梁听说他在泰山画画、写诗，问是否可以给杂志发表。他笑笑回答：“我的诗不行的，还是送两本关于最近意见的书看看罢。”其中一本《冯在南京》，里面有一段他关于“革命领袖与猪”的高论。
重庆不仅是历史
多年以来，我一直很喜欢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的书《中国的惊雷》，开篇第一章就是“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每次想起重庆这座城市，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本书开头的那段话：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成万人分享过的插曲，这些人，由于相信中国的伟大，由于具有守住国土对抗日本的巨大的热情，曾经聚在重庆城边。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庆聚会过一小下；他们现在都回了家。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华盛顿依然是大都市，依然是号令和决策的中心，同样的名字响亮的人依然住在里面，同样的朋友们依然在旧而熟悉的场所会面〇可是重庆只是战时之物，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重庆是死了，而它曾经照耀着全中国的伟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诺言，也随之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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