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时，比张思之年长9岁的黄仁宇是南开大学学生，他毅然中断学业，选择从军之路。多年以后，客居美国的黄仁宇以历史学家知名于世，他的《万历十五年》等史学著作传诵久远，广为人知。不过，人们可能不太知道，他早在成为史家之前就出过一本书，即《缅北之战》，这本书出版60年后，终于在他的祖国重新面世。如果用狭隘的学术标准来看，人们也许不会给这本书太高的评价，因为这只是一个“业余新闻记者”的业余作品，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这本书不光是用笔写的，还是用血写的。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关于缅北之战的书也见过一些，但都是后来的人们根据史料写的，真正来自亲历现场者的记录，黄仁宇的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唯一的，更何况他在经历无数血与火的磨炼之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这本非历史的开山之作也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年轻的黄仁宇在抗日前线恐怕还没有想过将来要研究历史，但他作为史家的潜质在这些战地通讯中已流露出来，他的业余写作当时被第一流的大报《大公报》看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仅有细致的观察力，而且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在万分紧张当中也能宕开一笔、从容着墨。
比如他在写一次伏击日本军队前夕，竟然来了这样一笔：不知道什么时候，乌云上面开出一个洞，洞口照出来一线阳光。树枝上透过来一阵轻风，带着树叶清香，林子里面只有鸟啼，人都屏息着呼吸。
又如有一次，他们正准备吃饭、喝酒，刚刚用小刀把啤酒罐弄破，敌人的炮弹来了，他卧在地上，还回头去看豆荚和啤酒——“我拾起一个啤酒罐，罐内的液体已经只剩三分之一”。
他在后记里说过，战场上有许多生动的镜头——枪炮横飞之间，许多蝴蝶在树林里来去；一场激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也许，对他自己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一次追击战中，路过一座桥，发现桥底下歪着一具敌人的尸体，头还浸在水里。战友得意地向他展示缴获自这具尸体的手枪，他还得了一副大尉领章和一张十盾的日本卢比，原来这是一个日军大尉，树枝上晾着水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这也是桥下大尉的遗产。1944年4月，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在贵阳广播电台播出时比较简略，他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心态和感受。他也许一直难忘这一幕，很多年后在回忆录《黄河青山》里再次提及，还写下了他内心的感慨：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4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我不知道，緬北之战与黄仁宇成为史家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联系，但我相信，亲身经历这场血与火的战争，对他的人生一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大公报》上连载四天、长达几万字的那篇《密支那像个罐头》就是他受伤后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写出来的。生死系于一线的考验，在他笔下并没有那样惊心动魄，反而显得有点轻松，甚至炮弹的声音在他耳朵里都有了音乐节奏。他如此记述自己受伤的情形：“好像谁在我们后面放爆竹，我已经被推倒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枪弹击中我右边大腿。我爬到一撮芦苇下面，裤子上的血突然涌出来。当时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点也不痛，但是感觉得伤口有一道灼热，而且渐渐麻木。”
黄仁宇不是战地记者，而是职业军人，不仅亲临过第一线，而且常能接触高级将校，知道军事部署，所以他的报道既有现场的细节，又有超越一时一地战场胜负的眼界，当然由于这些报道都是当时公开发表的，身为军人，受严格的军纪约束，他并不能畅所欲言，很多内情都不能如实写出来。如果作为史家之作，显然有些单薄。尽管如此，他还是提供了许多其他作品难以替代的第一手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能显示出其珍贵价值，这毕竟是一个亲历者留下的现场记录。当缅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很多弟兄已两个月不曾脱过鞋袜，由于长久浸在泥浆水泽里，等到要脱下鞋袜。脚上的皮肤附着在袜子上整个地被撕下来。这个真实的历史细节和那些悲歌慷慨的牺牲同样感人。
建都北方的民间声音
时值1937年11月20日，日寇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准备长期抗战。战争打到1943年9月25日，胜利已日渐临近，很多人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思考战后的国家命运。这一天，当时重庆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题为《战后国都定在北方》：中国是大陆国家，同时也是海洋国家，应该海陆兼顾。我们的外患，可能由海上来，更可能由大陆上来。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曰四国。……我们战后的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曰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才能够策应周全。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事实，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其中实在有一个大道理。因为南方较富，政府设在财富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奢丽，派粮课税比较繁重，国家艰难，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觉真切，就会出乱子。反之，政府若设在北方较贫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朴实，就比较知道艰难辛苦，而政简民洽，就自然国祚绵长。文章提出，假如抗战的胜利是完整无缺的，收复了东北，那就应该建都北平。假如胜利打了折扣，东北还没有收复，我们可以建都西安。对于战后建都北方的主张，在此后《大公报》上陆续有呼应^比如1943年11月29日，傅斯年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战后建都问题》，倾向于建都北平；1944年1月2日，地质学家、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建都济南议》；1944年1月23日。又有地理学家洪绂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从地略论建都》，“从地略观点，北平最适于做战后统一中国的永久首都”。在这场关于建都的讨论中，有主张南京、北平、西安的，也有主张武汉、长春、济南的，各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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