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说的“1943年，我看到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全失”，不是没有根由的。蒋介石在私人日记中只想到“使倭寇从速败亡”，“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他没有想到即便日寇败亡，一个失去底层民众和知识阶层普遍信任的政权，也是不可能长久维系下去的，他那一套依靠人治的方式已经失效…1943年，如果他能洞察这一切，也许还来得及。一叶落而知秋，蒋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政权，未来的命运实际上在这一年即已埋下伏笔。
1945年：左舜生的延安见闻
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首往事，写下一册薄薄的《近卅年见闻杂记》（感谢陈正茂兄赠我此书），记录了“五四”以来他的亲历亲闻。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他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既不代表参政会，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提供的，赫尔利大使认为他们此行有益于改善国共关系。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的中共领袖几乎都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两三百个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批天外来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触到许多人，在他看来，丁玲虽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谈，正是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给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
在他眼里，朱德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宗仁，而稳重过之。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一桌都是湖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参观了几个人的家，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经他们要求，还参观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如今，“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他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要周恩来通知他和章伯钧两人到枣园吃午饭，并做一次长谈。毛泽东是他年轻时就熟悉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四五点钟，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谈到《水浒传》、《红楼梦》，连他的《万竹楼随笔》都谈到了，就是这一次，毛泽东不无激动地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他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问：“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本来他想见见江青，说她正在生病，不能见客。
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他在总结五天延安之行时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回到重庆，他跟朋友说起延安的见闻，尤其强调两点，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当然，他以史家的眼光，也同时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为一个“陋”宇：“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短短几天，走马观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尤其对同龄人，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
相隔仅仅四年，延安窑洞里的那一席谈话如在眼前，而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延安窑洞的主人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左舜生禁不住感叹，这机会来得太快了，快得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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