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宪法中的教育经费
在民国的《宪法草案》以及正式通过的宪法文本中，常有教育经费占每年预算总额比例的规定。由此不难看出，教育在当时参与宪法设计、讨论的人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同时也可看出那个时代对教育寄托的希望。
1936年5月5日，经过长达三年的反复讨论、修订，由吴经熊等法学家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终于正式公布，故被称为“五五宪草”。1937年5月18日又作了一次修正^在这个宪法草案中，第七章就是关于教育的，从第131条到第138条，其中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在第137条：“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在此之前，1931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有一章是关于国民教育的，第52条规定：“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1930年10月27日汪精卫、阎锡山等在太原议决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关教育这一章则规定：“国家以法律指定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为基本教育经费；其不足时。并得征收教育税补充之。”虽未明确教育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却明显放在优先地位。更早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浪潮中，许多省份制定的省宪法都有关于教育经费的明确规定。1921年9月9日颁布的《浙江省宪法》第110条规定：“每年省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二十。”12月19日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第108条的规定与此完全相同。1922年元旦通过的《湖南省宪法》第76条规定：“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三十。”《河南省宪法草案》第124条规定：“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当年在上海国是会议期间，由章太炎、张君劢分别起草的两份《宪法草案》都有“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一章，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完全相同：“各省教育经费由各省调查财政情形后，以省宪法或省法律明确规定其成数，但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每省岁出百分之三十。”十几年后，“五五宪草”关于教育经费“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大致上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
然而直到1936年，教育文化经费实际上只占到全国预算总额的4.28%，北大教授胡适禁不住怀疑——难道宪法颁布之后每年就能增加1万万元的教育经费吗？1937年7月4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一文，指出“五五宪草”第137条规定的“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与其写在那里却做不到，还不如删去，他主张干脆把教育这一章完全删去。因为他认为宪法里不可以有一条不能实行的条文。三天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五五宪草”被搁置，他的意见当时也就顾不上认真讨论了。：不过，从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当年12月25日付诸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来看，胡适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被接纳。第164条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与11年前“五五宪草”的规定相比，虽然还是坚持“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但不仅包括教育经费，还将科学、文化经费都包括进来。在省和市县的比例上也有所调整，同样涵盖了科学、文化，当然，教育在这三者中无疑是放在第一位的。
由根本大法将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确立下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这个宪法在炮火声中还来不及真正实施，就在这块大陆失效了。今天，重读这些宪法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的，岂止是那个时代教育在参与起草、议决宪法的人心中的地位，由宪法来保障教育经费在整个预算总额中占的比例，相当程度上确实代表了教育在一个时代的价值定位。他们明白，教育关乎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关乎一个古老民族的未来，因此要保证教育经费。这是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的理想，或者说，这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愿望。
“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
1945年8月24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不久，毛泽东将到重庆前，时在纽约、尚未接到北大校长任命的胡适，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通过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又在两天前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有过一次长谈，他产生了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念头，托朋友王世杰转交。当年的《大公报》上就刊登了这则电报的内容，中心意思是希望“中共领袖诸公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记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他以英国工党为例，50年前只得4.4万张选票，经过长期的和平奋斗，这一年得到1200万张选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类似的内容，早在1938年12月10日，哲学家、宪政学家、创立了没有武装力量的在野党——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就在那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说过，时值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里提及：“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张君劢为此恳切指出：“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这封信不仅在当年国家社会党的刊物《再生》第10期上发表，其他各地的报纸也多有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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