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国民党中常会为昨天的议案讨论很久，到下午1点，“说来说去还没结论”，讨论之激烈从居正日记不难看出，最后结果是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天罗家伦在日记中说：闻至傍晚蒋先生让步，并托人告适之先生，谓彼之主张通不过，心中难过，恐对适之先生不起云云。（中午蒋曾分别接见元老）闻蒋先生让步原因，乃因如彼不作总统候选人，则现在竞选副总统者皆将提升一级，从事竞选总统，彼之原来目的仍达不到。更见李（宗仁）态度之骄横，遂牺牲原来主张也。好题目竟做出坏文章来，可惜可惜。
蒋先生眼光实高出他人，但其左右部属不了解，亦多为自私也。罗家伦为北大“新潮社”健将、“五四”风云人物，留学归来，先后做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敬重老师辈的胡适，对当政者蒋介石也有“知遇之感”，对蒋的评价很高。当天他的日记里不仅提到胡适当天换了住处，而且提到在翁文灏处吃晚饭时遇到胡适，这些信息不是凭空想象的。蒋介石不愿做总统的想法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48年2月10日王世杰曰记中就说，蒋在上庐山休息前对他所信赖的张群就说：“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蒋有意推胡适这样的清流为总统，自为行政院院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可惜他的党内同志理解不了。
相距不过一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石头城，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1949年5月5日，时为驻印度大使的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今天，我在南京，正是蒋先生就总统职的一天，何等热闹。又回想到我于4月间赞成他不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只知盲目的拥戴，奴性的奉承。他自己倒说：‘你们不听我的话，要我做总统，照你们的做法，我想不到两年，这局面就完了。’他是看到了的，那知道他于今年1月下野，竟不出一年。当时所可惜的，是他见到了而不曾坚持他的主张。可惜之至！”
此前，同年1月22日，得知蒋介石引退离开南京的消息，远在印度的他曾在日记中写下：“感触万端，国事恐更不可闻矣。为国家前途悲，非徒为知遇之感已也。设介公于去年选举总统时引退，其为公为私之佳妙为何如。乃当年介公有此主张。（我是在会场公开赞成者）而群小包围，不任其变一作风。介公最后亦不幸让步，致成今日之僵局。可痛孰甚。”
当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临时会上脱口而出“像你们这样搅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恐怕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不幸一语成谶，而且只有一年出头，就要面对“一片降幡出石头”。高处不胜寒的蒋氏预感到了大厦将倾、江山易手的危机，却已回天无力，只能到海峡对岸去守望大陆。时局的演变已不在他掌握之中，即使胡适勉强当上总统候选人，变数仍然很大，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未必买账，蒋的谋划也未必能成。
许君远的民国气味
许君远曾是《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1928年毕业于北大，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上海版《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任职，1945年在美国见证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召开。他大半生事业的成就都在民国时代，可以说是典型的民国人。民国不是神话，也没有被神化。北大不是神话，清华不是神话，燕京不是神话，西南联大不是神话，南开、春晖也不是神话，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国立、私立到教会办的学校，那个时代的教育不是神话，教育出来的人更不是神话。那个时代的媒体不是神话，《大公报》不是神话，《独立评论》、《观察》周刊不是神话，那些挺立在动荡乱世中的报人更不是神话，他们认真地生活过、工作过，他们是那个时代具体的活的见证。许君远就是当中的一个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叶公超等人的学生。他投身新闻界，尤其在《大公报》工作多年，在胡政之、张季鸾他们身边亲身体会过做报人的喜与忧。他没有显赫的名声，今天的许多读者也许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国时代本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他曾写过一个北大系列，回忆北大的师长、同学，北大的生活，真实感人。那时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蒋梦麟先生在苦苦支撑，老师中有许多学术界的精英，但“老一辈的同学都在叹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他说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造就了许多专家学者”。他的兴趣在文艺方面，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理解，虽未出洋留学，他实际上却已窥见西方文化的真谛，他翻译的文字也清新耐读。他的文字贯通中西，舒缓自如，不急不忙，有他自己的风格，是那个激荡时代中保持着内心宁静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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