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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尽头是民国_傅国涌【完结】(76)

  他进人《大公报》,能在这家人才济济的报馆中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的独有个性有关。胡政之他们毕竟是能识人、用人的。在他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他们的深情和敬意。他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成就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办报成功的资本之一。他说:“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报》得到成长,很多方面,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特别是不站在某个党派、集团的立场上,而是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北塔山事件”,全国其他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版《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等“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时,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头上,他只能去资料室。

  从许君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在没有走上激进革命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许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我们也能依稀感受到。血与火的厮杀、你死我活的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动荡,都没有改变他们,让他们随波逐流,或浮躁不安。在乱世表象之下,掩盖不住民国骨子里的那种安静;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的气息的气味,就是典型的民国气味。

  深水静流

  一陈亚先追忆民国生活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常是温暖、亲切的。哪怕物质匮乏、迁徙流离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而且内心总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念头,要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这样的民国生活当然是值得追忆的。

  我觉得,历史不仅是由帝王将相、伟人枭雄、政客名流们书写的,历史更是由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书写的,每个人都是历史这张大网上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造物主眼里都堪为宝贵,而且不可替代。那些单纯由大人物书写的历史是残缺、不完整的,也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活的质感,这就需要普通人的私人记录来填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补充,叙事者本身也是主体。我们以往的史官文化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就是眼光未免狭隘,对普通人、对每个个体生命的重视不够,或者说缺乏人的意识。日记、书信、回忆录,所有这些私人记录因此就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部分,与偏重政权更迭、权力得失的官方叙事相比,私人记录关注的往往是人的本身。个体生命对自己亲历的时代的记录,这样的叙事总是带着生命的体温,有着与时代血肉相连的感觉,也真正能深人“生活的底里”,与生活本身完全融为一体。一个时代的面目在其底部正是每个生命所经历的生活,他们的记录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历史,那是一个人的“史记”。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物质生活入手,寻找欧洲近代历史变化的脉络,另辟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受到世人的推崇。

  《此生此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晚年对民国生活的追忆,在93岁的陈亚先老人笔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节,然而。正是这些平凡而琐细的日常生活,更真实地呈现出民国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依稀找到民国生活的感觉。老人出生的1916年正当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举国唾骂声中弃世之时,军阀争竞的帷幕就在这一年拉开。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风云翻卷在她的少女时代。抗日战争的滚滚硝烟曾经遮没她的青春年华,国共角逐的结果决定了她大半生的生活……与那些成王败寇、充满杀戮与阴谋的大历史不同,这里没有喧嚣,没有躁动,在沉重、壮阔的大背景下。人们仍然要有自己的生活,即使陷在不可抗拒的苦难中也总有无价的阳光洒在身上。

  她回忆自己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活,那些同学、那些老师,国民党执政的年代,左、右分野泾渭分明,她的小学老师中就有“教养院出来的”左翼青年。在她成长的年代,她可以读到不同思想倾向的读物,小学时读过左翼作家蒋光慈的作品,大学的课外书中就有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西安事变”发生,她正在杭州女子中学求学,事后,每个同学人手一册蒋介石的《西安蒙难记》,而且要求人人写读后感,她在作文中认为“西安事变”真相究竟如何,“倘若单凭一方之言而作出结论,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其中之谜了”。如此的“大逆不道”,老师也只是要她重写了事,并没有将她打人另册。抗战爆发,她进人上海租界的大同大学,课余做家教,先后辅导过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自忠将军的后人。在那个国土沦丧、强寇人境的年代,她教读《诗经》中的诗篇,心中点亮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线灯火,那种感受更非平时可比。“孤岛”沦陷,她由衡阳、独山一路到重庆,在银行工作,经历了民族抗战的艰难岁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同事跑警报时的歌声。在叙述这些往事时,老人的笔触无比平静。这是回忆录应有的样式。也是我心目中的民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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