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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尽头是民国_傅国涌【完结】(80)

  政论的浪花消失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他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在他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度过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

  孙立人将军的毕业纪念册

  1927年,年轻的孙立人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我看到这样一些话:这位东方青年,正如昔日的拓荒者,渴求知识,横渡太平洋,来到西方进步的国度里,追求高深教育,他在三年级新生中,禀赋优异,超越同侪。

  关于他的性格,他具有许多优良品质。他不多言,但仁慈温顺,尊敬长官,对人诚实友善。

  要练成为一个军人,生活并不舒服,更非浪漫梦想,须要在炎热沙漠中行军,在酷寒的夜间站岗守卫。孙立人有男儿志气,肯负一切责任。我们坚信他将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人,但望他不会利用其军事学术,在其故国掀起革命。

  孙立人归国之后的军旅生涯,很好地验证了毕业纪念册上关于他性格的评价。从淞沪战场上身受十三伤,到缅甸战场上一鸣惊人,以不足两千之旅出奇制胜,击败十倍之强敌,救出被困的七千英军,赢得国际声望。他以非黄埔嫡系而手握兵权,训练新军,防卫台湾,此诚大局突变之际的时势也。其实,蒋介石早在1949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就流露过对他淡淡的不满:“午前,以孙立人不愿上海之部队撤退来台,令其设法代筹驻地及让出若干该部营房,彼词搪塞,并多说无谓攻讦之语,令人悲伤矣。”然此时蒋还需要他,故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直到1954年改任“总统府”参军长,不到一年,突然以“郭廷亮匪谍案”牵连令其引咎辞职,并软禁了33年。

  当时还有传闻说,孙立人1950年有过政变驱蒋的谋划,但没有任何证据,有之,也只是美国方面某些人曾有“驱蒋立孙”之意。至于“郭廷亮匪谍案”完全是制造出来的,多年后,此案九人调查小组的成员王云五虽不敢对熟人说明真相,却表示“孙立人和郭廷亮是中华民国的模范军人”,另一小组成员俞大维说得确定:“孙立人绝不会造反。”当1949年上海撤退之际,孙立人应麦克阿瑟之邀到东京会谈,麦氏当面表示,要他负责守卫台湾,经费由美国提供,不必操心,并跟他说,不必再服从蒋介石,他并未照办。那一刻,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纪念册上的那段寄语:“但望他不会利用其军事学术,在其故国掀起革命。”

  他并无反蒋之意,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得罪蒋的地方。,他的部属王霖记得他在军训班讲统驭学时,就明确主张军队国家化,“民主国家应采行这种政策,才可能避免内战”。这种言论当然是蒋不喜悦的。王霖还听说他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公开检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上级遥控作战是军事失败的关键,话锋直指蒋。这样的直言批评也是蒋难以容忍的。王霖认为,最终导致他被构陷的还是蒋经国与他的冲突。蒋经国要在军中扩大政工系统的影响力,他不赞同。他虽已不直接掌军,却深受军中旧部的拥戴,当时军中情绪不稳,拿他开刀,可以作为震慑。从此之后,有男儿志气的孙立人将军只能学着养鹤、养鸟、养猪,并种花、种草、种树。他早年求学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时在普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又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民族,他自称对政治没有兴趣,只想替国家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却不料蒙此不白之冤。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纪念册对他的评语一字一句,如同铁铸,他以自己一生的作为证明了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一代名将终于等来了迟到的公正,92岁高龄离世时被誉为“中国军魂”。

  大时代同学不同路

  “五四”前后,吴国桢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张道藩等同学,在清华学校与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同学,在潮起潮落、风云不定的大时代里,他与周恩来、罗隆基三人最终走的都是从政之路,三条路却截然不同,各自的命运遭遇也大不一样。他曾经少年得志,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归国之后,因缘际会,受到新崛起的强人蒋介石欣赏,年纪轻轻就当上汉口市长,此后一路攀升,从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日本投降之后,他出任上海市长。国民党丢掉大陆,蒋介石要这位受美国青睐的留美博士做“台湾省主席”,“这简直等于是托孤寄命”,他也由此达到一生仕途的巅峰。最终却与蒋介石闹翻。出走美国,酿成轰动一时的“吴国桢案”。初到美国的沉闷日子里。他回首半生,完成了一本英文回忆录书稿,没想到微缩胶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躺就是大半个世纪,直到2009年才在香港出版中文译本。历史学家左舜生目睹过吴国桢当年的春风得意。在重庆林园,一次欢迎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的宴会上,吴国桢任宾主两方的翻译,左的座次刚好在吴太太黄卓群的正对面。他看看吴、看看黄,觉得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佳偶,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钢笔写下吴梅村《圆圆曲》中的两句诗:“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交给邻座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要了他的笔,顺手在上面批了“恶作剧”三个字交还他,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写《圆圆曲》的诗人姓吴,诗中被咏叹的对象也姓吴(吴三桂),他因此想到以这两句诗来开吴国桢的玩笑。在他眼里,那时的吴国桢“既能善事长官,又拥着一个如花美眷,于公私交往,可以说路路可通”,仕途的前程一片大好。但对于这样的平步青云,他是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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