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归骨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属于后一种页码，历史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整个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
后记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及我对民国时代的看法，我出版过的著作确也多与民国有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大约2011年秋天，我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回望民国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寻找一个通向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的起点。”
她问及怎样从社会的精神气质层面来评价民国，“民国范儿”又是个什么概念。我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评价民国，我首先想到的是——从容。民国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相信实业报国，有人相信新闻报国，有人相信科学报国、教育报国，有人追求共产主义，有人追求自由主义，有人追求国家主义。很多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明天可能被杀头也不在乎，仍然从容面对，许多左翼青年就是这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你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做。所以有些人搞乡村建设，有些人搞平民教育，有些人办实业，有些人办学校，各按自己的理想、愿望在努力，大处着眼，小处人手，也做出了各自的成绩。
民国在大陆存续的38年间，多数时候，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国家没有完全扼住社会的脖子，虽然也凌驾于社会之上，但无论北洋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都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就是说，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学校还是教育家们办的。报纸还是报人办的，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那一块，政客做政客的。各管各的。中国人向往“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比较动荡不安的时代。正因为它动荡、不确定，才给文化、教育等精神性的领域。也就是给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是继春秋战国和魏晋时代后，中国史上难得一现的开放时代。
对于“民国范儿”，或者可以说“民国形象”，我的理解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么猥琐和苟且，这份从容首先来自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后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空气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没有断裂的一种自信与淡定，那是一个人活在至少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时代里，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即使也有软弱、犬儒和叛卖，有阴谋、谎言与嗜血的一面，但毕竟个体生命还可以从容地选择如何死。
帝国尽头是民国，老旧帝国难以为继，初生的民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民国诞生曾给古老民族带来的欢欣与激动，却迅速消逝在称帝、复辟和一次次的厮杀之中。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方案，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一个速变、大变、剧变的转型时代里，人们渴望找到方向，不仅为重新安顿个人的身心，也是给家国求出路，赋予这个变动中的中国以全新的意义。
收人本书的短文大体上写于2006年迄今的八年间，《先锋国家历史》、《文史参考》创刊时先后约我写过大约一年的专栏，《新世纪周刊》也约我写过一年的专栏，内容虽以民国史为主，却也有不少关乎民国前夜、帝国如何转人民国这个过程的，已超出民国的范围。我想起少时即熟悉的《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几句尤其动人，既有穿越时间的沧桑感，也有肉体生命无可奈何的沉重喟叹。我突然想，我写下的这些片段，不正是在“浪花淘尽英雄”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溅起的水珠、水花或泡沫吗？我将这些零散的读史笔记分为六个部分（民国前夜、民国创立、五色旗下、青天白日、寇深国危、浪花淘尽），大致上以时间为序，其中第六辑“浪花淘尽”时间跨度较大，一直到司徒雷登归骨杭州时。“是非成败转头空”，历史的浪花消歇，生活仍在继续，我们也在历史当中。
2014年8月13日于古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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