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促使英格兰人民如此暴跳如雷？在某个层面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1377年至1381年，朝廷征收了三次人头税，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试验，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对国民财富征收过直接税。以前是对财产和土地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征税，如今却是按人头征税。尽管第二次人头税是根据纳税人的社会地位分级征收的，富人缴税最多，穷人负担最小；但是第一和第三次却是统一税率的，而且显然是累退税，穷人受到的打击比富人要严重得多。起初人头税就招致了群众的不满，后来朝廷派人调查非常普遍的逃税现象，对逃税者加以严惩，于是人们愈发怒不可遏。
自14世纪中叶以来，英格兰城乡就在积累怨恨的情绪，而人头税激发了国民的愤怒。1379年，黑死病再次横扫英格兰，这次瘟疫一直持续了四年。此次黑死病爆发，再加上1348年和1349年的第一波黑死病，以及1361年和1362年的儿童疫病，撼动了中世纪社会的整个结构。在这个曾经人口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变得稀少而昂贵。为了应对地主受到的威胁，爱德华三世的政府通过了约束性的劳工法律，制定工资限额，严惩那些索取或接受超过法定工资水平薪金的人，不管其从事的工作是给农田除草、收割庄稼、修理屋顶还是装马蹄铁。
这些法律的执行者是地区性的法律委员会，其成员中有很多人属于富裕的乡绅阶层，也就是劳工法律的受益者。他们惩罚那些雇佣邻人为自己工作的中富农，还要惩罚这些工人，罪名就是收取非法的工资。为了保障农村精英阶层保有自己的特权地位，律师和王室官吏忙得不可开交。劳工法律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同时也担任郡长、议员和治安法官。人们真切地感到，整个腐败的阶级在压迫英格兰的平头百姓。14世纪末，农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濒临灭绝，但在1381年揭竿而起的很多人看来，新的制度和农奴制一样具有极强的剥削性，律师和法官利用这种新制度残酷地压榨穷苦农民，他们的生活和之前作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时一样凄惨。
对穷人打击最大的人头税；阻止穷人获得合理工资的劳工法律；对瘟疫的恐惧；惨败的战争，其间艾赛克斯和肯特郡的老百姓直接遭到游弋在海峡的法兰西海盗舰队的威胁；人们普遍担心，原本应成为英格兰救世主的年轻国王被其身边的奸臣腐蚀了。这一切，足以在1381年掀起一场撼动英格兰根基的起义。理查二世站在伦敦塔目睹英格兰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对起义的根本原因究竟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感到自己受到了鞭策，要采取行动，承担起国王（何况他还是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的责任。驱散农民起义军的过程告诉我们，这个面色苍白的十四岁男孩拥有极大的个人勇气，以及对统治的胃口。但此事也对他的一生造成了负面影响。
随后发生的事件极富戏剧性，超乎人们的想象。6月14日，星期五上午，理查二世说服了起义军的一大群代表，让他们离开伦敦，前往麦尔安德的原野，他许诺将在那里与他们面谈，商讨他们的请求。起义军散去后，国王一行立刻穿过仍然处于动荡中的城市，召开会议。陪伴理查二世骑行的有他的同母异父哥哥们（他的母亲肯特的琼与托马斯·霍兰的儿子们）、他的年轻叔叔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现在是白金汉伯爵）、沃里克伯爵、牛津伯爵、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老将罗伯特·诺尔斯爵士，还有其他一些人。太后肯特的琼坐着马车跟在他后面。她在伦敦城颇得民心，在国王亲政之前一般能够起到促进和解的政治作用，但即便是她，面对暴民也束手无策。在他们周围，激动不安的起义军和市民们叫嚷着，呼喊着，但国王一行人稳步奔向麦尔安德。他们知道，起义军希望杀掉萨德伯里大主教、财政大臣黑尔斯和几名王室官吏，于是把他们留在伦敦塔内。他们打算以国王的出行转移起义军的注意力，掩护这些人从河上逃命。
这个想法落空了。躲在伦敦塔内的人胆战心惊地从塔门处登上一艘小船，准备逃跑，却被岸边的一名老妇发现。老妇发出了警报，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要塞。与此同时，在麦尔安德，理查二世答应了起义军的所有要求。他命令发布特许状，保证绝不会重新回到农奴制，劳动力将获得自由，并且土地租金不得超过每英亩4便士。他还天真地答应泰勒及其部下，允许他们自由地抓捕他们鄙夷的所有卖国贼，并将他们押到国王面前审判。
萨德伯里和黑尔斯的命运就这么注定了。他们未能逃出伦敦塔，后来暴民冲进要塞，将他们杀死。他们的首级被挑在长竿上，于伦敦各地示众，然后被插在伦敦桥上，俯视城门数天之久。萨德伯里的红色主教冠被野蛮地钉在他的头骨上。还有另外八人被暴民杀死，包括冈特的约翰的私人医生和理查二世的保镖约翰·莱格。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当时也在伦敦塔内，幸亏一名机智的士兵将他藏在壁橱内，他才逃脱了起义军的屠刀。此事将对王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据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说，暴民的吵嚷“不像人类的喧哗，而远远超过所有的人声，只能与地狱居民的哭号相提并论”。
伦敦塔陷落后，都城一片混乱。在齐普赛大街，几年前曾有葡萄酒之河流淌的地方，现在树立起了一座木制刑台，地面浸透了被暴民杀害的牺牲者业已凝结的血液。在温特里区的圣马丁，超过一千名佛兰芒商人被杀害，尸体被堆积在大街上。他们曾在教堂避难，但也无济于事，被暴民拖出来屠戮。暴民们认为佛兰芒人从朝廷那里得到了特殊待遇，因此对外国人非常憎恨。整座城市淹没在烧杀抢掠的狂潮中。有目标、有选择的暴动很快蜕化成了普遍骚乱。“暴乱持续了整个白天和随后的夜晚，丑恶的呼喊此起彼伏，动荡不安，非常恐怖。”《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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