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于此、见证仪式的人们离西方世界的一些最神圣的圣物遗迹只有几百码远：圣礼拜教堂收藏着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和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然而，在亨利三世跪在法兰西国王面前的时候，即便是周围环境的神圣和辉煌，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英格兰王政的一个伟大章节宣告结束了。
亨利三世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诺曼人和安茹人。但世人再也不能假装英格兰国王与勒芒、昂热、鲁昂或图尔这些城市有任何关联。就连独立于法兰西并以此为豪的阿基坦公国的残余部分，现在也被承认是一个封建采邑。亨利三世的诸侯确保了这一点。在离真十字架只有几百码的这座果园内，金雀花帝国从地理上、政治上和封建关系上被宣布寿终正寝。
13世纪，整个欧洲的趋势是巩固和守成。路易九世完成了他的祖父腓力二世开启的洪业，将法兰西主权从佛兰德扩张到了图卢兹。在12世纪，欧洲版图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疆界逐渐稳定成形。西西里的惨败表明，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早期年代——当时它的王权和亲缘关系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海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经无以为继。英格兰的视野变得狭窄了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统治最初四十三年中王政性质的根本性演变的必然结果。国王频繁地重新发布《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以此换取在海外作战的资金，这就重新划定了王权的界限，重写了王权的规则，构建了国王与诸侯之间治理国家的一个新契约的基础。亨利三世异想天开、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收复在欧洲大陆的失地，这促进了上述的进程，使得他不断地与诸侯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诸侯发动了合法的“叛乱”，出现了《牛津条例》。国王和贵族的关系曾经是严格的等级制，现在却变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王权被纳入英格兰政府的结构，虽然仍具有普遍性，但受制于越来越抽象的法律，如果误入歧途，就可能会受到诸侯的纠偏。
与亨利三世差不多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五花八门。1258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恭维他是“极其虔诚的国王”。然而流传至今的是但丁对他的描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用荣华富贵和光辉灿烂将自己打扮为一位光荣的国王，但事实上他软弱无能，有艺术鉴赏力，对政治却毫无感觉，始终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也不能有效地决断行动。他志大才疏，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没有执行的才干，因此陷入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深重灾难。他身边虽然有一群良臣勇将，却往往在错误的时间从错误的人那里接受错误的建议。他缺乏理智和判断力，自己招来了麻烦之后，从来没有办法摆脱。而危机降临的时候，这位“极其虔诚的国王”一般会选择逃避，去游览他最心爱的圣所。亨利三世在幼年没有父亲相伴，又被母亲抛弃，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机会观察和学习另外一位国王治理国家。他一生中都被他人支配，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君主的糟糕人选，因为身为君王，需要极端的自信和自我约束。
奇怪的是，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亨利三世可以完美地扮演最高祭司的公共角色，而且显然乐在其中。他理解王权的形象应当是怎么样的，尽管他并不知道它应当如何运作。在他处于大危机的一个年头铸造的金币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金币作为货币是非常不合适的，上面闪耀着亨利三世的肖像，将他画作忏悔者爱德华（英格兰古老王政的代表）和未来的民族圣徒。这些钱币还企图将英格兰王权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威严比肩，效法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奥古斯都金币。亨利三世的思维很宏大，并且创建了一种对王室的崇拜，其具体表现为彩色玻璃画和檐壁雕刻、改建后变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威斯敏斯特宫殿和修道院，以及不计其数的王室宅邸，包括克拉伦登宫（在索尔兹伯里附近）。亨利三世的王朝宣传工作做得极好，这是他最珍贵的遗产。
但在1259年之后，他在很多方面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他老迈衰弱，受尽屈辱，被局势压垮。德·孟福尔和诸侯努力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的时候，王权的核心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从亨利三世转移到了他的二十岁的儿子——进取心很强而颇具军人气概的爱德华王子手中。爱德华要再等十年时间才能成为国王，他无疑是金雀花王朝的未来，如果这个显赫王族还能有未来的话。
即下文所说的“末代罗埃林”。
休·比戈德（约1211～1266）是第四代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的弟弟，反对派诸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首席政法官，但后来对西蒙·德·孟福尔的新政权不满，倒戈加入了保王党，参加了刘易斯战役。指的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时发布的augustalis金币，在西西里王国铸造，在意大利普遍流通。正面为戴桂冠的皇帝胸像，反面为帝国的鹰徽。刘易斯之战
1264年5月14日破晓后不久，一支小规模军队鸦雀无声地肃立在苏塞克斯郡刘易斯镇外的山丘上。他们兵力不多，但斗志昂扬。在前一宿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溜过茂密的林地，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他们做好了准备，要进行中世纪军事行动中最罕见的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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